从三方面来看，春秋“风雅精神”产生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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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易代之际，有鉴于商人“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饮”放纵混乱的统治，周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提出了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一系列以礼乐为中心的“德治”伦理思想，注重发挥礼乐对民众的教化作用。
西周的德治体系
此德治体系实际上就是以“六艺”为基本内容的道德教化，被视为治国为政的手段。《礼记·文王世子》云：“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
这说明，在西周时代的价值体系里，“德”与“政”是统一的。此外，“德”与“政”存在一定程度的转化，“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即为明证。

同时，毛亨传《诗经·定之方中》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卿大夫也。”④可见，那一时期的“文事”与“政事”是相互统一的，道德上的教化是从事政治最为基本之要素。⑤直至春秋初期，对于将领的选任，仍是以“德治”为主要考察目标。鲁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挑选晋国中军将：
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

吴曾祺《左传菁华录》评曰：“选择将材，专以《诗》《书》礼、乐为言，此中自具特识”，而这种“特识”其实就是在西周“德治”传统基础上所做的一种价值选择，即普遍意义上受礼乐教化深者，较为有德。《左传翼》尾评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桓之所以服诸侯也。‘示义’、‘示信’、‘示礼’，晋文取威定伯之略，亦是在焉，可知服人在德不在威。”
可以说，礼乐为其“政”，而在礼乐文化之下生发出的贵族品质即为“德”，有“德”者可为“政”，而“政”又会促使贵族君子们汲汲于“说礼乐而敦诗书”，以示其“德”。
西周时期，正是在“政”与“德”的有机统一中显风雅优容。至于春秋，西周礼乐文化之“德治”思想演变为贵族君子们与人周旋进退所必备之品质。春秋时代“风雅精神”中所蕴含的贵族品德，实可说肇端于西周之“德治”思想体系。

西周的礼乐文化
自西周以至春秋，礼乐文化是当时社会所共同尊奉的，对此，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夏商两代礼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周代礼乐的发达与完备，是毋庸置疑的。平王东迁之后，虽礼崩乐坏的趋势愈演愈烈，但是周礼仍占据着那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春秋时期的“风雅精神”是当时社会文化的集中展现，是与礼乐文化相始终的。

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纳入到“礼”的范畴，诸如经济、政治上的各种制度、习惯、典章，常常贯穿于各种“礼”中，体现在朝聘、祭祀、会盟、藉蜡、丧葬、蒐阅、乡饮酒、宾主、贽见、婚配、冠笄等等礼制之中，逐渐成为当时的贵族必须牢牢遵守的典章制度及行为原则。
孔子曾对此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柳诒徵也曾说：“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而正是这种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礼”束缚并涵养着那一时期的贵族君子们，使得他们的外在风度更显优雅从容。

有周一代的贵族君子们自幼即接受礼乐教育的熏陶，正如《礼记·文王世子》所云：“凡三王教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又《礼记·乐记》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由外作，故文。”
在此，“礼”作为外在的规范，统辖着贵族君子的外部行为，即面貌、容止、威仪；而“乐”则可达到美化内部情感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乐化内、礼制外的双向作用之下，贵族们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整体气质才得以形成。

综上所述，春秋“风雅精神”其内核实为西周时期以来历久弥新的礼乐文化体系。西周“德治”政治体系为春秋“风雅精神”中贵族品质之来源；
而“礼”与“乐”对于贵族君子们内外两方面的道德教化作用，使得贵族们养成了重威仪与容止的习惯与温文尔雅的气质；
周代礼乐文化涵盖之广、触及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贵族君子们自觉受这一文化体系的涵养与束缚，从而形成优雅从容的风度。

《诗》三百篇的传播
周代的文化主要是以为诗礼乐为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礼可以说是一种总览的概括，一种总名与纲领，而“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文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
诗正是在周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西周以至于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将诗与礼乐作为贵族教育的一部分，正如《礼记·内则》所云：“十有三年，学乐······博而不教，内而不出。”
诗作为传播礼乐文明的载体，极大地承载了肃穆的礼乐文明，在有周一代被广为吟咏传诵，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诗》在被广泛传诵的同时，实际上也将周代礼乐文明进行了推广与传播，这不仅在客观推动了周代礼乐文明在有周一代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礼乐文化在两周社会的影响。
《诗》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曾云“不学诗，无以言”。也许可以这样说，有周一代的礼乐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持续影响一个民族，《诗》在传播礼乐教化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诗》不仅是阐发与传播礼乐文明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春秋时期贵族“风雅精神”与文雅气质的一大重要载体。

毛庆藩《古文学馀》云：“赋诗言志，春秋士大夫之风雅也。文王、周公之遗泽长矣。”文王、周公之遗泽即为粲然的周代礼乐文化，透过赋诗，礼乐文化尽显于对《诗》的熟练运用之中，而《诗》即是春秋时代“风雅精神”的文化支撑。
正如傅道彬所言：“《诗经》是礼乐教化的蓝本，其流传的过程是周代礼乐文明不断传播的过程，也是“风雅精神”在不断深入春秋人精神世界的过程，《诗经》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春秋风雅的精神支撑。”通过诗之风雅，则可以观春秋之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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