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孔子思想的阶级性

三生万物

孔子究竞是代表奴隶主贵族(或封建领主)的思想还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这是我们评价孔子必须认真探讨的问题。
孔子所生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不问这个变动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还是从封建镇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转变，总之，春秋后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错综复杂的时代，这是众所公认的。

这种变化最具体的表现是:铁工具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属，阶级斗争的剧烈，兼并战争的频繁，各国贵族朝政日益走向腐朽和没落，井田制下的农民逐渐脱离了旧贵族的控制，强弱相攻的现象，几乎层出不穷。
西周以来所赖以维持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的典章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因而出现了“王室陵夷”、“礼坏杀崩”的局面。各国农民在统治者频繁战争的奢侈浪费之下，负担不断加重。新型贵族为要和公室、旧贵族争夺政权，往往采取一些类似施舍或减轻剥削的方法，楚国白公胜“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纳)”。就是一些明显的例子。
孔子出生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后代，在西周初封时本为大国。其经济文化，在诸侯国中要算是比较高的。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新的剥削方法，由于井田制的解体，农业上的直接生产者除已转化为新兴地主的佃耕农民以外，大多获得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士地，社会地位相应提高，阶级矛盾也暂时走向缓和。新兴地主虽已出现，但力量还很微弱。旧贵族正在逐渐向地主阶级转化。

但在阶级社会中，广大农民始终处在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他们虽已逐渐脱离了旧贵族的直接控制，但不久又因国家政权(在贵族支配之下)的苛歇，负担日益加重，春秋末年，鲁国农民已出现了以怠役逃亡为反抗的一种方式了。
春秋末年，三家与鲁国国君的矛盾日深，季氏家臣南蒯、阳虎、公山不狃等也起兵欲除三桓。这种长期而复杂的斗争的结果，三家是胜利了，昭公被逐出国于前，哀公被逐出国于后(孔子死后十一年)。
孔子对于朝政是有他一套的主张和抱负的，这些情形，对于孔子的思想，决不会没有反应。孔子对于朝政的主张究竟是怎样的呢？是走维新的道路还是走复古的道路？从孔子生平的言行看，我认为孔子是走维新的道路的。

由于孔子是走维新的道路，所以孔子的思想，既不是代表奴隶主贵族，也不是代表封建领主，而是代表新兴地主阶。
过去有不少的同志认为孔子是出身没落贵族家庭，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看法。其实孔氏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宋国大夫)在宋国内乱时被杀(公元前710年)以后，早已失去贵族地位，这已是孔子出生以前一百六十年的事了。后来孔父嘉的儿子(子木金父)因为畏华氏之逼而奔鲁，从此遂为鲁人。到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才由平民上升为武士，因为他是住在鲁国昌平乡聊邑，所以当时的鲁人都称他为聊人纥或聊叔纥。
据说他后来曾为孙邑宰，(此事不见《史昆·孔子世家》是否可靠，尚有问题)但在孔子书生不久(三岁)就死去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也死得很早。孔于幼年的生活是相当贫苦的。《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贫且贱”。

他在年轻的时候，虽已以“知礼”著名，但在他入太庙，每事都要问个明白时，还是不免受到鲁国某些人(上层分子)的轻视，这些那可说明孔子的出身是属于贫民上升的士阶层，不能说是什么没落贵族。有的同志也已看到这一点，说孔子“本人是平民出身”，又说“孔子是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是完全正确的。
孔子早年就从事教育生活。其时鲁国三家正在与鲁国国君展开剧烈的斗争，孔子是坚决反对三家统治而主张鲁国的统一的，鲁定公是有意引用孔子来削弱三桓的势力的，所以一年之中，由郎中都宰升到司空，又由司空升到大司寇(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
定公十二年的《隋三都》(三都是三家割据势力的根据地，朗叔孙氏之部，季孙氏之费，孟孙氏之成)，就是出于孔子的建谈，但最后隋成的计划还是由于孟孙氏之反对失败了。到了第二年，终于不得不离开鲁国，周游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前后十四年，始终不能实现他的主张，最后还是回到鲁国(年六十八)，专门从事教育事业及整理古文献工作，不再作相关活动了。

孔子既出身新兴的士阶层，而做官的时间也很短(自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案官以后，只留一下一辆车子代步，勉强推持士大夫的门面。孔子因为受了各国贵族的排挤，在朝政上不能有所发展，其一生的主要活动，都是从事教育：就是在周游列国时，也没有离开教育。
在这种情形之下，孔子决不至于再来主张恢复旧贵族的统治，来堵塞他自己和门弟子的前途，这是可以断言的。
我们明瞭了孔子的阶级出身，就可知道孔子的地位虽然是从属于新兴地主阶级，而其思想学说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一个统治阶级到了最腐朽的时候，它的代表人物，对于朝政大多表现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当权派，他们为要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政权，往往不惜倒行逆施，走着极端的道路。第二种是一般知识分子(思想家)，他们看见社会的黑暗，觉得前途无望，又不免流于消极颓废，逃避现实。只有代表新兴阶级的思想家，才能积极要求改改革，并充满自信。
以春秋战国问儒、道两家的创始人来说，孔于的思想和老子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第一、老子对于朝政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孔子对于朝政却是有很大的信心的。当子路向隐者长沮、桀溺问津的时候，长沮、桀溺对于孔子的奔走各国，曾表示不满。这些都可看出孔子对于朝政的积极态度。有人说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论语.宪问篱》)这句话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孔子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和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朝政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老子的理想社会是要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公社制社会，而孔子的理想朝政，却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孔子所以向往西周的文化，正是把它作为“大一统”的象征，是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陵夷，诸侯兼并，大夫专横，以至“陪臣执国命”，孔子认为法是一种每况愈下的现象，是祸乱的根源、不可以久的。
孔子上面一段话，正是针对当一时各国特别是鲁国的现实情况而说，孔子又正是从要求统一的观点出发，予以很高的评价。因为那个时候，列国分立，战争不息，但在齐国的霸政之下，华夏诸侯的战争是减少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的联系和抵御夷狄、入侵的力量也加强了，这是符合于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所以孔子对于管仲才一再加以赞扬，也就是要把这种统一国家的局面(周道)，首先在鲁国(东方)实现出来。
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消灭诸侯割据，实现他的《春秋》“大一统”的根本主张。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二百五十多年以前，孔子己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主张，反映了人民一定的要求(统一)，同时也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第三，老子主张“不尚贤，便民不争”，孔子却把“举贤才”放在首要地位。这里所说的“贤才”(“直”)，当然是来自社会各阶层而不是限于贵族身份。孔子的学生也有极大部分出身于新兴的士阶层(地主阶级)，后来都分布在各国做官。
如冉求，子路为季氏宰，子路又为卫孔悝邑宰，子游为武城宰，子贱为单父宰，子羔为费郡宰，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常相鲁卫，俱见《史记·仲尼弟子列傅》，其未见记载的当亦不少。
可见在孔子看来，做官的唯一条件就是学，而不是什么阶级出身，这是完全符合于新兴地主和商人(自由商人)的要求，而和西周的贵族朝政相反的。

有的同志，虽然承认“孔子的主张尚贤，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又认为“孔子的尚贤，却守着一道最后的界限，就是对于国君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有什么选举，君位属谁要绝对地遵照周礼。”
这是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谓民主选举，提早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早期封建社会来要求。难道周礼崩溃以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之中，君位的继承，人们就已有选择的余地吗?为什么说“孔子的贤尚，却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守旧、复礼的藩篱”呢？
此外，孔子的思想和老子不同的地方还很多，如老子说“绝学无忧”，孔子却开创私家讲学，老子主张愚民，孔子却主张教民。这些都可看出老子的思想和孔子是处在两个极端，如果说老子的思想是没落贵族思想的反映，孔子的思想不正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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