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军长下令处决副军长，副官：副军长现在天天带枪，无法下手

螢窗夜話

九一八事变当晚，日军炸毁南满铁路后朝着北大营逼近。
时任东北军总参谋长的荣臻，却向北大营驻军指挥官赵国屏下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武器放到库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赵国屏没有执行“不抵抗”命令，率领各部奋起杀贼，只是敌强我弱，荣臻又不派兵支援，赵国屏只好边打边退。

丢了北大营，赵国屏哭了好几天，决心一定要向日寇报仇。
因此，他参与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又率部编入远征军，还跟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成了挚友。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让赵国屏带着53军回到东北参战。

九一八“遗孀”，遇上人民军队
1948年6月，时任国民党第53军副军长的赵国屏家中，来了一位老朋友。
赵国屏神情冷淡的问：“你怎么来了，不怕我把你扣起来吗？”
那人严肃的说道：“不怕！要怕我就不会来了！完成任务，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当然，我们也估计到你不会那样做。”
这位“不速之客”，其实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李书城，她跟赵国屏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两家还是世交。

此次造访，是奉组织之命，拿着吕正操这位前东北军将领的亲笔信，来劝说赵国屏率部起义的。
原来吕正操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53军军长周福成出任第八兵团司令官兼松江省政府主席的消息，故而推断身为赵国屏，肯定已经成了军长。
信中，吕正操苦口婆心的劝说，赵国屏一定要“有所行动”。
李书城说明来意后，赵国屏板着的面孔突然松弛起来。

其实，刚才赵国屏是跟李书城开玩笑，当然也是为了试探她此行的目的。
赵国屏一边招呼着李书城喝水，一边说道：“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派人去找你们呢，不过我现在还不是军长，而是副军长。周福成虽然当上了兵团司令，可还是不肯让出53军军长。”
虽然赵国屏对53军没有绝对的指挥权，可他还是保证会积极配合解放军。

早在西安事变时，赵国屏就跟我党有过接触，后来还曾与叶剑英长谈。
赵国屏在国民党深耕多年，他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赵国屏根本就不想为蒋介石效命，所以从南方回来后，他对上峰的命令都是推三阻四，还总以“保存实力”为由，搪塞周福成。

正因如此，组织上才会派李书城跟赵国屏接触。
周福成是赵国屏的顶头上司，两人虽有私交，可战略眼光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周福成是铁了心要给“蒋家王朝”殉葬，当卫立煌看清东北局势坐飞机离开后，周福成得意洋洋的接下了这个摊子，发誓为蒋介石守好沈阳。

副军长欲绕过军长弃暗投明，有多困难？
李书城走后，赵国屏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起义。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亲自飞抵沈阳指挥部署，他命令副军长赵国屏带着53军，全部划入廖耀湘兵团，驰援锦州。
赵国屏很高兴，他跟李书城商量，部队转移途中就带着大家起义。
不料，周福成深夜恳求蒋介石，不要让53军编入廖耀湘兵团。

蒋离开沈阳时，周又跑到机场求情。
最终，蒋介石取消了原来的命令，仍然让53军驻防沈阳。
如此一来，赵国屏的起义设想落空。
53军上下，到处都有周福成的眼线，他看出了赵国屏有意弃暗投明，遂跟杨副官商议：处决赵国屏，以儆效尤。

不过，赵国屏在53军之中树大根深，如果强行枪决，恐怕会引起兵变。
周福成随即决定，暗杀赵国屏。
周福成把这个重任交到了杨副官身上，杨副官观察几天后，迟迟没有动手。
周福成责问杨副官，赵国屏怎么还活着，杨副官无奈地表示，以前赵国屏没有佩戴枪支的习惯，现在却是枪不离身，就连吃饭、睡觉都带在身边。

而且，赵国屏还突然扩大了卫队规模，又用上了防弹车，根本无从下手。
赵国屏既然已经动了弃暗投明的心思，怎么可能不提防周福成。
何况，赵国屏在周福成身边，也并非没有眼线。
作为一名久经战阵的悍将，赵国屏当然明白未雨绸缪的道理。

到了10月中旬，机会再次来临。
锦州和长春陆续解放后，人民军队又控制了营口，卡断了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
接着，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向沈阳涌来。
周福成冥顽不化，他修筑了大量的水泥工事，企图以第八兵团，死守沈阳。

周福成对蒋介石“忠心不二”，但不代表他麾下的将领也都愿意陪葬。
赵国屏敏锐的察觉到，第八兵团各部表现得极为消极，指挥官们都在谋求退路。
赵国屏认为，时机已到，积极与李书城商量起义事宜。
赵国屏与李书城约定，他的亲信部队安排在沈阳的第一道防线。

当解放军发起进攻时，赵国屏会以节约兵力为由，迅速退守第二道防线，继而强迫周福成下令起义。
结果当时通讯不畅，李书城没能及时与解放军总部取得联系。
不过，赵国屏还是按照约定，草草放了几枪，就把部队撤到了第二道防线。

老蒋的顽固拥趸，竟成了起义将领？
1948年10月30日，眼见沈阳不保，周福成召集第八兵团各部长官商讨对策。
轮到赵国屏发言时，他指着地图说：“现在情况非常严重，第一道工事那么坚固都守不住了，解放军正节节逼近，一部分已接近大北关及铁路以北地区，我们剩下的两三道工事是不顶用的。开会前，我同大家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这个仗打不了啦，不能打。”
周福成不等赵国屏说完，就愤怒地拍桌子嚷道：“胡说八道！你要是再出言不逊，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是不怕死的！要是怕死，就不当兵了！”赵国屏据理力争。

53军130师师长王里寰见状，离开座位，走到赵国屏身边说：“副军座，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对你说。”
赵国屏跟着王里寰走到屋外，王里寰说：“情况有些不对劲，周很可能急眼。我先走一步，必要时我好行动，不然咱两人都被押起来，那就没办法了。”
赵国屏明白，王里寰这是怕情势不妙，借机溜走了。
不过，赵国屏回屋后，利用王的这番话，对周形成威胁。

赵国屏提高调门，对周福成说道：“我今天敢说这些话是有决心、有准备的，决不怕死，要怕死就不说了。我内有全军支持，外有共产党的援助，你知道王师长为什么先走，你若对我有什么，他马上就行动起来。不信你问杨副官，他在场听见的。”
赵国屏清楚，王里寰的“有所行动”，不过是嘴上说说。
但刚刚在场的杨副官，听得是一清二楚。

周福成问道：“杨副官，王师长真是这么说的？”
在得到杨副官的肯定回答后，把头一仰瘫倒在了椅子上，咬牙切齿的说：“赵国屏阿，赵国屏，你可真是对得起我！”
周福成意识到，手下的部队已经失去了控制，当天就换了衣服逃跑了。
至于周福成，则在10月31日，被我四野2纵6师16团尖刀连的连长黄达宣俘获。

起初，黄达宣并不清楚周福成算不算起义，也就没拿他们当俘虏看。
黄达宣把周福成送到了师部，师长张竭诚跟政委李少元，也误以为周福成是弃暗投明，所以单独请他吃了顿饭。
席间，张竭诚问周福成：“如果你们的部队真有诚意早点起义，何必我们动这么大的干戈呢？”
周福成没话找话的说了句：“贵军辛苦了！”
张竭诚继续说：“我军对放下武器的人历来是一律优待的。你看，我们今天对你们怎么样？从战士到我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李政委、杨参谋长，对你们怎么样？打了吗？搜腰包了吗？”

周福成摇着头，惶恐的说：“没有，没有，仁至义尽，仁至义尽”。
直到后来，黄达宣和张竭诚、李少元才知道，这个周福成一直很顽固，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一再拒绝赵国屏等周围人关于起义的劝诫，时而抱头痛哭，声言不能对不起蒋介石。
直到10月30日，他才换上便衣放弃了指挥权，当然，手下的军队也不再听从其指挥。

1948年11月2日17时，沈阳战役胜利结束。
我四野共歼敌1个“剿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步兵师（旅）、3个骑兵旅等共134500人，其中将级军官106名。
赵国屏在沈阳解放后，跟好友商议“实业救国”，两人凑了1000两黄金，不到一年，赔的血本无归。
李克农得知后，为赵国屏申请了3000斤救济粮。

1951年，赵国屏进入人民政府工作，曾长期在山西主管交通工作。
赵国屏共有12个子女，其中有7人带在山西身边抚养。
到他们参加工作时，赵国屏先生没有为任何一人的工作找任何部门说过一句话。
其中两个是师范和中专毕业，由国家分配，另三儿一女都当了工人，没有一人在交通系统。
1967年，赵国屏因病在山西太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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