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教材展开了中华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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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包头市九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近日，有幸读到了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
过去，我也读到过一些关于民族史研究的论著，但大多侧重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史、海外华人华侨史等等；虽然接吸纳了多元民族的历史表述，但往往忽视了多元民族之间的“汇聚—融合—共生”的呈现，缺乏一种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观。而这部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概念来立论、叙事的著作，还真不多见，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自夏、商、周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如同涓涓细流，汇聚到一起，融合成“中华民族”这条大河、长江，在相互拥抱的同时，共同生存、发展、壮大，因而能够波澜壮阔，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奔腾向前，势不可挡。而该书，对此做了高屋建瓴的阐释。
该书的创新之处有二：其一，建构起一个以中华民族整体为单位的理论和历史叙事体系。它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和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脉络”“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共同性”“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内容，集中呈现了“互动互嵌，共生共融，和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整体内在的有机结合。
其二，建构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话语体系。它在断代史的各章，十分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不同族群不同区域的“交”，聚焦呈现各个时代不同族群、不同区域的“融”，消解了以往流行的华夏与四夷、中心与边缘、内地与边疆的二元对立话语，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话语，尤其是各个时代的考古资料穿插其中，生动活泼地展现并证实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程。
笔者曾经长期关注周王朝的封国——晋国的历史与文化，对晋国六百年发展历程感受颇多。晋国的荣衰，其实就是与周边的戎狄各族相伴始终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正是这种相互汇聚、彼此融合，发展壮大了晋国，加速了这一地区文明进步的历程。到了战国初年，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已很难说清谁是真正意义上周朝唐叔虞的后人了。
以往学者受秦汉著作的影响，以为“戎”“狄”之名，是中原人对四方异族的蔑称，是中原人视其为蛇、犬、羊、豕之类，不能与夏族并列所加的名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在已经出土的金文、甲骨文中，人们可以发现，有不少犬戎自名为“犬”、狄人自名为“狄”的记录。例如，《犬父丙鼎》有“犬祖辛，祖癸，享”，《犬祖辛父癸鼎》有“亚犬父”，《美录》426片有“辛亥卜，狄贞：王田盂，往来亡灾？”
在现存文献中，《国语·晋语九》白狄“鼓子”之臣夙沙釐对晋人自称“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更可以视做“狄为狄人之自称的旁证”。
它说明，“戎”“狄”之名均属族人自称，并非中原人有意贱恶之。弄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周人的祖先不窋甘愿“自窜于戎狄之间”、晋国的公子重耳欣欣然于戎狄(中山）十二年了。
正是晋人自身所具备的这一特殊历史地理因素，使他们对先周族的文化传统较为认同，而对“夷夏之辨”没有齐、鲁、宋、卫诸国那么严格，那么认真。
因此，晋国公室既可以与戎狄互为婚姻，如晋献公娶大狐姬、小戎子、骊姬，晋文公娶廧咎如之女季隗，晋成公嫁女于赤狄潞子婴儿；也可以选用戎狄人为大夫，如狐突为晋献公时太子申生之傅，狐偃、狐毛为晋文公股肱之臣，狐射姑与赵盾一起辅佐晋襄公；甚至还可以立狄女所生的儿子子为一国之君，如晋献公死后，骊姬所生之子奚齐、卓子先后被拥戴为晋侯，小戎子所生公子夷吾后来成为晋惠公，大戎狐姬所生的公子重耳后来成为晋文公。
在中原诸国中，晋人最早主动泯灭“戎”“夏”界限的做法，深刻反映出，在中原诸侯中，晋人的“夷夏”观念是最为淡漠的。此举，必然导致晋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种、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这种“融合—变化—再融合”，使得一部晋国成长发展史，也就成了一部民族融合史。这也是它能够率先将“和戎”作为国策、持续称霸诸侯的原因所在。据《左传》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记载，晋悼公对提出这一国策的魏绛感慨道：“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将民族融合、和平共处所产生的巨大动能，比喻为像音乐那样的和谐有秩。这一见解，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还是第一次。
从历史发展看，晋国与戎狄的密切交往，使得他们能够在语言、服饰、饮食、居住、社会制度诸方面相互沟通、缩小差距，进而融为一体；反过来，从晋文公起，晋襄、晋景、晋厉、晋悼诸公持续与中原诸侯会盟，相继成为各个时期的中原霸主，又得益与戎狄的密切交往。晋国的所作所为，晋人的思想观念、一举一动，势必也影响和改造着中原其他诸侯国，并且潜移默化地从心理上对他们抱有的“夷夏之防”观念予以极大冲击。
晋国作为一面旗帜，它在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替代的。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战国。赵武灵王的重要改革措施“胡服骑射”所以能够在“三家分晋”后的赵国出现，如果追溯其根源的话，不能不说是晋惠公、晋文公以来的“和戎”观念奠就了其思想基础。
所以，晋国历史的发展演变，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展现的中华民族“聚—融—生”历程，提供了注脚和补充。
（田卫平，曾任《河北学刊》社长兼主编、《学术月刊》总编辑、《南国学术》总编辑，二级编审）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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