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多座墓葬揭示南京六朝前文化面貌

Kanna Jeyaseela

江宁华西村遗址航拍

出土的陶器

发掘现场

铜镜上的铭文清晰可见

发掘出的玉璧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南京是六朝古都，六朝遗存丰富，然而战国两汉时期遗存则较少。近日公布的南京江宁街道华西村遗址发掘成果，不仅填补了南京地区战国两汉遗存稀少的空缺，也揭示了楚文化在江东地区的分布变迁，更展现了南京地区融入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
为研究南京六朝前文化提供重要资料
南京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六朝以前的历史古迹以及出土文物并不丰富，此次发掘的数百座战国两汉墓葬，真实反映了南京孙吴建都之前人类活动和物质文化面貌。
据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许志强介绍，发掘点位于南京主城西南约25公里处，地属江宁区江宁街道。2019年6月至2023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陆续在该区域发现并清理古代墓葬1015座，出土文物近6000件（组），墓葬时代自战国绵延至明清。其中，战国、汉、六朝墓为此次发现重点，初步统计有战国墓59座、西汉墓406座、东汉墓112座、六朝墓111座。出土器物丰富，有陶、瓷、铜、铁、玉、石等不同质地，陶瓷器为大宗，另有大量铜镜、铜钱、铜铁兵器和少量玉石器等。
为什么在这里会发现大量墓葬？专家认为，从历史演变来看，这里与县治所的繁华地仅一河之隔。
211年，孙权将治所从京口（今镇江）迁到秣陵（今南京），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寓意“在此建立帝王之基业”。西晋平吴以后，对建业地区加强控制，不断分割贬抑。在太康元年（280），废建业之名，又改为秣陵，同时，分秣陵县的西南增设临江县。第二年，改称江宁县，这就是“江宁”地名的由来。
那么江宁县的治所在哪里呢？据《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等地理志书记载推定，治所位于今江宁镇、江宁河的北面。此次发掘地域位于江宁河南面。县治不会凭空设置，这也从侧面说明，西晋之前，这里已是连接南北、沟通东西，控扼长江航道、深入江东腹地的关键支点，且具有相当的生业基础。
“这个墓群在整个苏浙地区都是非常少见的一处大型公共墓地。从战国到明清，延续时间长、墓葬数量多、出土文物丰富。”许志强说，“尤其是500多座战国两汉墓，集中展现了江东地区数百年的发展进程，填补了南京地区战国两汉遗存稀少的空缺，为研究南京六朝之前的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价值重大。”
比如从墓葬分布来看，从战国到西汉早期，墓葬很少排列有序，最多就是两墓并排，朝着同一方向。而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多个墓葬有序排列的现象，表明在局部出现了小型家族墓地，也说明家族观念在埋葬习俗中开始起到显著的影响。
铜镜是战国两汉墓葬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品，这个项目出土了近200枚铜镜。记者看到一块在孙吴墓葬里出土的铜镜，上面铭文清晰可见，写着：“青盖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长保二亲得天力。”这是祝愿四夷归附、国家繁荣、五谷丰登、父母长寿的意思，把所有能够想到的美好愿望都汇集在这铭文当中。
揭示楚文化在江东地区分布变迁
战国中晚期，楚文化伴随楚国势力东迁而向东扩展。华西村遗址发现的大批战国晚期楚式墓葬，为研究楚文化的分布变迁，以及楚国对江东地区的影响控制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率军攻越，越王勾践请降。后勾践卧薪尝胆，在公元前473年，率军攻灭吴国。但勾践死后，越国内乱不止，终被楚国所败，今苏浙大部分地区被楚国占领。
战国中期以后，楚文化在东南地区开始强势传播，渐渐成为主流文化，并被江东地区认同。比如项梁、项羽原来是楚国贵族，但率领的是江东子弟北上灭秦，项羽临死前说“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都说明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深度融合。
以前研究楚文化东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到淮河这个区域，比如最近在安徽发现的楚王墩。在江东地区，材料相对较少。在这次发现之前，整个江东地区公布的楚式墓葬才30多座，散见于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而这次发现将近60座，研究资料变得更为丰富。
“泥质陶器主要来自于楚文化，这批泥质陶器烧造时火候较低，质地比较疏松，在潮湿的土壤当中保存得非常差。我们这次耗费了大量精力来修复这批器物，幸运的是，其中大部分得以修复成型，为研究楚文化东渐过程提供了一手资料。”许志强指着库房内的一批泥质陶器对记者说。
从随葬陶器的组合同样可以看出楚文化的特点。此次发掘的战国墓中常见陶鼎、陶盒、陶壶、陶豆、陶杯、陶勺等固定搭配，这正是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的器物组合。
库房里一块玉璧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春秋战国时期，玉璧一般放置于墓主人身体周围，不同的位置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文化。这块玉璧，出土于头部位置，体现的正是战国时期楚人的特殊丧葬习俗。
展现统一国家形成巩固的发展进程
华西村墓地，还集中体现了战国至六朝时期江东地区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揭示了江东地区融入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
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最初期的墓葬中，楚文化占了主流地位，但出现了各种文化彼此交融、相互共存的局面。
比如在墓葬中发现了保留吴越文化特色的印纹硬陶，这种硬陶表面印有纹饰，胎土紧实，质地坚硬，轻轻敲上去还有金石之声，和楚式陶器有明显区别；一只西汉初期的蒜头壶，则是典型的秦式器物，说明此时依然保留秦文化的痕迹。
西汉初期以后，汉文化渐渐在全国占主导地位，这并非来源于单一文化，而是综合了秦文化、楚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成的，更为开放，更具兼容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从出土的文物可见逐渐汇成统一汉文化的发展脉络。
许志强在库房内拿出西汉早期的4件釉陶器——陶鼎、陶盒、陶壶、陶瓿，这是江东地区西汉墓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4件套组合。
鼎、盒、壶是统一汉文化的典型器物组合，而陶瓿（一般认为是盛酒或水的容器）则是江东本地特色的器物，同时，高温釉陶的材质也体现了江东地域特征。由此形成一种以汉文化为主体，同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面貌。
同时，战国晚期，墓葬中主要为泥质陶器，西汉初期，泥质陶器和釉陶器并存，但随着时间推移，又出现了许多具有长江中游文化特征的器物，以汉文化为内核、具有江东地域特色的釉陶器组合占据绝对优势。
“这些都展现了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文化交流互动，各种文化因素此消彼长，最终都融汇于大一统的汉文化潮流中，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性的有力实证。”许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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