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军区司令孙洪道在饭店遭地痞挑衅，司令说：知道我是谁吗

Franck Weber

“这个包间老子现在要用，麻溜给老子滚！”
“知道我是谁吗？上来就撵人！”
“老子管你是哪个？在我的地盘，你，得管我叫天王老子！”
这是1981年发生在陕西省铜川市某饭店的一段对话，被流氓地痞作势要撵的一方，正是当时上任刚一年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孙洪道。
孙洪道本是在铜川公干，没想到吃个便饭遇到了当地的地痞流氓，突然遭此待遇，孙洪道不怒反笑，他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便服，作手势拦住身边的警卫，决定换个方式。他想起之前上级领导在他接到调任时的谈话。

我看你适合去陕西
早在1956年，孙洪道即已被授予“大校”军衔，之后，他除去丰富的作战经验以外，也曾被委派管理地方，做一方的父母官。
在上任陕西军区司令员前，上级多次对他提到陕西的现状，主要有两个难题：
一是1979年到1980年，有不少之前被下放的革命干部刚刚恢复了职位，需要被妥善安置到各机关单位作为过渡，安置到陕西的尤其不少；二是陕西省是革命的根据地，它的治安尤其为上层重视，且陕西处于小农经济“转型”期，容易有状况。

于是，孙洪道成为上级亲自点将的人选。
在老革命的队伍里，带过兵打过仗的，基本都与老百姓有深入的接触，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被派往旧地做地方官员（一般是书记居多）的缘故。
大概14岁的时候，孙洪道被刚从江西大山里打了胜仗出来的刘伯承“捡”到，随后，刘伯承让孙洪道当了他身边的警卫员。

说是警卫员，实际上是一种培养，刘伯承从小无父，少年时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见到孙洪道以后，顿生怜惜，另外，刘伯承一直让官兵们“要爱护革命好苗子”，所以在1932年秋天任工农红军的参谋长以后，一路捡过不少像孙洪道一样的孩子。
但孙洪道的出色之处在于，尤其有耐心，尤其机灵和刻苦。练刺刀，别人练半天，他就少睡两个小时觉，半夜不睡，加练；练填钢砂的速度，手破皮了几天，也没见他要停下。
这种倔强和坚韧，让他成为刘伯承身边待得比较久的新兵。因为孙洪道生于四川，长得精瘦，个子看着不高，因此刘伯承当时老喊他“娃娃兵”。

就是这个娃娃兵，一路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刚刚30岁。
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事业来说，孙洪道这样的人才正是可以大展身手之时，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后，孙洪道二话不说，选择成为志愿军远赴朝鲜。因为骁勇善战，梁兴初把他收归麾下。
梁兴初带兵以勇猛著名，在朝鲜战场上其属下无论官还是兵个个勇猛无比，个个为了胜利敢直接拼命。
在这样的长官带领下，孙洪道不止是战功卓著，而且是一直在拼命。抗美援朝战争中，极其知名的攻占戛日岭一战里，当时是342团团长的孙洪道，带头立下大功。

孙洪道在岭下脱掉缴获来的美国大头皮鞋，领着兵一路光脚踩一尺多深的积雪上峰顶——就为神不知鬼不觉杀敌人个措手不及。
在一次次拼命并取得胜利以后，孙洪道带的兵也越来越多，先是当上112师和114师的副师长，后来到1968年的49岁时，升任成为陆军第50军的军长。
当然，1955年到1956年共和国将领们授衔时，他已被封为大校。
1978年，许多革命人士被派回家乡进行辅助三线建设的工作时，孙洪道被上级派回到四川省，先任四川省委常委，后任成都市委第一书记。

孙洪道做了近两年的市委书记，进一步了解民生，管理地方，积累下不少管理经验，由于工作表现比较突出，上级就在1980年这个各地干部来回调任都比较频繁的关键时刻，挑中了他到陕西。
“老孙啊，我看你挺适合去陕西，你的点子多。你去了以后，可不能有抱怨，遇到困难嘛，咱们就一起解决。”
孙洪道当时还略微有些纳闷，又会有什么新的了不得的情况会让他抱怨，但是到陕西以后，他很快遇到不少“下马威”，明白了上级的用意。

1980年的铜川市
孙洪道是在1980年5月转任陕西，虽说是当省军区司令员，但那时全国三线建设进入尾声，内地建设正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在孙洪道这里，除了需要安置一部分干部的新工作，在1983年末国家指示“军转工”之前，他治下的军队和地方主要的接触，正是合作建设基础工程以及协助管理省内治安。
孙洪道的工作范围内，首先势必离不开对民情民意民生的探察，前面有提到，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干部其实是十分熟悉的，只不过以前是结合老百姓一起干革命，现在是结合老百姓一起搞建设。

凡事都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因为最终的目的也是一样——从百姓中来，回百姓中去。
孙洪道发现，除去老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治理要稍微轻松一些以外，尤其需要关注的一个区域就是铜川市。
铜川市被称作是陕西之“肾”位，是一个激发全省工业活力的地方。它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但实际在工业上也一直备受关注：例如，1957年西北第一座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机械化竖井，就建在了铜川。

又比如作家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中，描写主人公孙少安去铜川挖煤的场景，当时书中描写的铜川已相当繁华，对应的也就是1980年这片市区的实际现实。
铜川不生产铜，反而绰号“煤城”，在孙洪道走马上任以后，发现铜川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该地煤矿矿工福利站全国前列，全国各地都有人跑来挖煤，明着管不了，暗地里有各地的人员流窜。
这些人中，有的集结成小股势力，偷偷与矿山的矿工串通挖煤，被发现了处理了几次，甚至枪毙，也一样禁绝不止。

而另一部分外来黑户，则是成为了到处混吃骗喝的二流子，有拜了山头的，就成为当地的地痞流氓，他们居无定所，十分让治安管理者头疼。
要是用改革总先锋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改革一定会阵痛，因为需要先割除毒瘤。
那时候起，因为历经煤矿工人集结起来抗议军队临时管制事件，以及矿山时不时出现的民间械斗事件，军队分管干部特别劳神，这些案件一度频频堆在新任总司令孙洪道的案头上。
也是堆在了他的心上。

因此，孙洪道一直以来有意“接触”一下铜川的黑恶势力，他知道，这股势力不除，铜川的人民会对军队失去信任。
但敲山震虎也好，直接出手抓也罢，孙洪道发现这些人跟蜈蚣一样，如同有百只脚，即使断了几只，照样有其它的几只出来活动。
也是从在铜川明察暗访以后，孙洪道时不时穿着便装，在铜川的大街上多次溜达。
从1980年下半年起，包括孙洪道的下属在内，遇到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争斗，这是有原因的：由于警局对此类事件处理较严，而普通劳动人民也害怕“被叫去问话”，因此孙洪道有好长时间再揪不出类似的线头。

孙洪道开始变得不着急，他在铜川街头溜达的时候，本意要寻找的也并不是某个混混，而是总结这背后的原因。
比如铜川老区与延安一样，本就受明显的“小农经济”影响，是和红色根据地的政治资本共同配合形成的地缘经济，所以在当下，在一部分需要被开发和转型工业经济的同时，势必有另一部分群众群体出现不适应。
何况，铜川的地势是如此特殊，如同一个正煮开了口的大馅饺子：两座长山中间夹一条峡谷：人们有很强的地域意识，那就是排外。如果那些外来的人能够被更妥善的处置和对待，很多人不至于走上混日子的道路。

孙洪道同时也想到，这不是他这个位置能轻易解决的，因为这一年，同样是改革以来首次遇到大寒流的一年：个体经济不再被大量鼓励，即使以首钢为首的企业也在缩减用工。
但归根结底，铜川往上是延安，往下就是西安，孙洪道起码认识到一点，管好铜川的治安，就是管好了大半个陕西省。如果暂时不能全抓，那就先抓首要的。
只是，当他在1981年莅任近一年的时候，突然在常就餐的饭店中遇到流氓地痞的挑衅，总难免有些意外。

恰遇地痞来挑衅
在遇到流氓地痞之前，孙洪道已十分了解他们的面貌和行径：通常“大哥”会在身上或脸上留道疤印，而小弟则更多就是一般的青少年，并不会像当时的小说中写的那样，流里流气，一看就都耍流氓。
小弟是在大哥需要“撑场面”的时候，一拥而上，以便事后不被大哥打骂。这些小弟没什么威胁力，相比天津敢于“油锅捞银元、切肉当筹码”的混子，还有菜刀队、斧头队盛行的上海黑帮，更多是虚张声势。
所以当脸上有块刀疤的带头地痞踢开孙洪道所在的包间门时，孙洪道很快观察了几个人，得出一个结论，这几个都是所谓的小弟。

刀疤带着六七个人，与孙洪道进行了文章开头的对话以后，孙洪道将右首警卫员伸出的手拦住，接着问：“那我们要是不出去呢？”
这个时候，孙洪道确认，几个人根本不会认出他是谁，所以他要换的方式，是示意两个警卫员不要说穿身份。
刀疤并没有看懂手势，但他似乎也看出情势不对头，于是自己不出手，而是命令手下的小弟一拥而上。
结果自然不用说，对上首长的警卫，不消三个回合，果然几名小弟都趴在地上不动了。

一名警卫制服了刀疤，另一名则在孙洪道的示意下去叫警局的人过来，此时，刀疤口中还不服气：“你等着，等我们老大来收拾你！”
孙洪道于是笑着问：“你们的老大是哪个？”
刀疤突然不作声了。
事件的处理结果可能略遗憾，几个地痞被警察局的人带走以后，问了很久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另一方面，孙洪道免去了他们的“袭击首长罪”，不过多时就让警局把几个人放了。

但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此后根据警察的跟踪，很快揪出一名黑社会小头目，警察局将他供述的关于在铜川流窜作案和捣乱公共治安的内容做成完整的报告，交给了孙洪道。
不久后，铜川展开一场严打，也是这次严打，让许多老百姓记住了孙洪道。在他们的眼中，这位军区首长手段严厉，但并非一味杀和罚，而是有奖有惩。这一次扫黑，为1983年全国范围展开严打之前的铜川，敲响一次记忆深刻的警钟。
此后铜川的治安环境果然好转，在大部分农民能够吃饱，小部分家中开始积攒余粮的情况下，整个陕西省开始跟上新中国文明建设的步伐，成为改革建设中不拖后腿的一队生力军。
而孙洪道本人，是直至1983年5月又再次离开陕西，继续回到了四川成都的军区工作。

尾声：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并不是只有1992年以后真正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在此之前，中国曾于1975年就由邓小平同志作为领头人，进行短期试改革，后来又于1979年起，开始多个阶段、逐步推进的长期改革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难免出现各种问题，也有不同的因素在阻挠改革，我们此刻所描述的，不过是过程中极小的一面，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是极小的部分，只不过这些“极小部分”所展示的意义，代表了那时以孙洪道先辈为首的一代人所努力踏出过的一个印迹。

参考文献：
《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54——198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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