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君主犯罪预防的认识：民为邦本，仁为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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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不仅代表个人，而且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君主的修身观、治政观、用人观等，关系其是否能够创造一个社会稳定、臣民安居乐业的大环境，关乎天下苍生的安危，决定其是否赢得民心。在明代徽州学者眼中，君主素质的高低以及其是否恤民，不仅关系世道盛衰，而且是犯罪预防的首要环节，它贯穿于犯罪预防的始终。在统治者看来，被称为十恶不赦之罪的犯罪行为莫过于犯上作乱。
如基层民众发动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等，首要原因是君主昏庸所致。昏君之世造成社会弊端，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犯罪发生。在明代徽州学者看来，作为君主应该做臣民的表率，否则势必导致官吏只会聚敛财富，最终导致民心离散，社会失去控制。正如《孟子集注》所言：“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君不仁而求富，以有司知敛而不知恤，故君行仁政，则有司皆爱民其民，而民亦爱之矣。”朱熹也指出：“州郡多是吝惜财计，不以爱民为念，故所差宫承望风指。”这是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通盘考虑所达到的要求。明代徽州学者对于贤明君主应具备怎样的品质，如何树立其权威性，有合理的阐述。

荀子云：“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陆九渊亦指出：“民为邦本，诚有忧国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恤哉？”古人对君民关系的形象论述，给历代统治者以启示。史称：“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日立，而君之尊有系于二者之存在，故其轻重如此。天子至尊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诸侯无道，将使社稷为人所灭，则当更当贤君，是君轻于社稷也。”这是继承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产物。作为君主当以民为本，倡行仁政。反之，若昏庸无道行暴政，则会重蹈历史上犯上作乱、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的发生。从统治者角度讲，君主行仁政亦是犯罪预防的措施之一。明代徽州学者心系社稷，忧国忧民，对此多所述及。
“仁”的阐释
如元末明初徽州学者朱升对“仁”的阐释。孟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为心者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盖仁之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无而在。’朱升有言:“见之行事，则合天地天理而无私心者，仁也；论之人心，则无私欲而有此心德者，仁也。以其体用兼言，则心之德者，仁之体；而爱之理者，仁之用也。”朱升继承孟子、朱熹关于仁的解释，把仁上升到天理人欲的角度，最终指出仁是体用合一之学，“心之德”为体，“爱之理”为用。将仁归结为人心，他指出：“仁者，人之所以为仁之道也，人而不仁，则非人之道；仁者，人之所以为仁之心也，人而不仁，则非人之心。’由此可见，朱升将仁推而广之，并说明具备仁的重要性，认为天下之人皆应具备“仁”心，君主自然也在其列。
“民为邦本，仁为政本”的诠释
又如范涞对“民为邦本，仁为政本”的诠释。首先，范涞提出君主当行民本、政本的思想。他指出“民为邦本，仁为政本”，从而进一步论证道：“惟仁则得民，惟得民则得天下。创业与守成，事不同而得民之道同。”民为社稷得以生存的根本，而赢得民心的最终措施又是推行仁政。正如《易传》所云：“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其万世龟鉴哉！其次，范涞主张君主“刑法当行仁”。曰：“风雨露雷，无非所以生成万物。礼乐刑政，无非所以生成万民。若以刑法为不仁，是以雷霆为不口，□天通王道之意矣。”他指出刑法当行仁，以彰显礼乐刑政对民众的规范作用。范涞认为君主“凡议论政事，皆当思前虑后，酌古准今，权其利害之轻重大小，不可徇耳目以为是非。”

作为君主处理政事当权衡利弊，三思而后行，以扬社会正义，进而取信于民。正如范涞所言：“师臣者帝，友臣者王，敬臣者霸，礼臣者强，猜臣者弱，侮臣者殃，远臣者乱，弃臣者亡。化民者帝，仁民者王，惠民者霸，聚民者强，削民者弱，窘民者殃，斗民者乱，虐民者亡。”之所以出现帝、王、霸、强与弱、殃、乱、亡的社会反差局面，皆因君主对臣民态度不同所致。可见君主自身行为的好坏关乎是否赢得臣民的敬重，进而关系江山社稷是否稳固。范涞分析历代兴亡事曰：“秦废诗书以愚黔首，其亡也，由不习诗书之氓；隋恃积聚，以侈燕游亡也，乃肇于积聚之祸。先王保世游大，固自有道矣。噫！以秦、隋之富、之强而止于一，再传，可鉴也夫。’范涞告诫君主，治理国家时要正确地利用自身的优势；如果运用不当，则会物极必反，加速国力的衰弱，甚至灭亡。再如汪应蚊关于君主应“顺人情”“任仁”与“任天下”的思想。首先，汪应蚊提出君主顺人情思想。他指出：“济大事者必顺人情乎？天下所其好与好之，天下所共恶与恶之。庶政之张弛、人材之举错，皆与天下为公而不以己私，则天下服矣”；“继治者道同，继乱者道异”；“心之不服，乌能钳天下口？”由此可见，即民心向背是统治者能否统治天下的关键。顺乎人情，得到百姓的拥护，统治便能长久；反之，则会成为众矢之的，失去统治的根基。
其次，汪应蚊阐述了执政者当“任仁”与“任天下”的思想。汪子曰：“天下，大器也。以天下为任，至重矣。以仁为任，视天下孰重耶？任天下，取必于势；任仁，取必于心。任天下，期于博济群生；任仁，期于兼融万善。一民未被，任天下者耻焉。一私未净，任仁者愧焉。惟真能任仁，斯真能任天下。
见龙者，仁之见也；潜龙者，仁之潜也。惟仁而后可称龙德。”汪应蚊认为，“任仁”的最高境界是“兼融万善”，若有“一私未净”，则任仁者应感到羞愧；“任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博济群生”，若有“一民未被”，则“任天下者”应感到耻辱。只有那些具有高尚德行且无一毫私欲的人才可能心系天下百姓，使天下之人得到安宁，天下得到治理。故而，真正做到“任仁”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任天下”。

欲以天下为己任者，须先求仁而得仁，方可与言任天下。故汪应蚊提出：“惟君相操，其仁心以提衡天下之监司守令，而后泽洽于天下也。’君主行仁政之心，作为天下监司守令的榜样，而后其仁心可光照万民，足见其行仁政的重要性。汪应蚊有言：“一人饥，我饥之，一人寒，我寒之，一人弗率，我愚之。有天下者常念此，则君道尽矣。为守令、监司至于公卿常念此，则臣职尽矣。”尽君道，尽臣职。从中央的君主到各级臣子，若都能心系百姓，方不愧于“称职”二字。最后，汪应蚊论述了执政者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汪应蚊认为：“阴阳不忒，则四时序；赏罚不愆，则万职理；是非不淆，则群情定。宇宙所以长安，国家所以长治，无出此矣。可见，刑罚掌握住度，是非公理分明，是国家稳定的先决条件。并且根据赏罚与是非的关系将国家分为盛世、中世和末世。
划分的标准为“盛世赏罚与是非合；中世赏罚间与是非左；末世并与是非自相为左，或自相为比”。最后阐述了国家出现“赏罚倒施”现象的原因为“忠者所是，佞者所非；正者所是，邪者所非；上之所是，下不敢非；贵之所是，贱不敢非。相左者竞，相比者蔽”。由此可见，在治政观上，执政者在牢牢掌握手中权利的同时，能否做到赏罚分明、是非公允，关乎民心向背、社稷兴衰。
汪循亦指出：“为政之道，贵乎行所无事；而亲民之职，务以得乎民心。”可见，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郡县的父母官治政的根本应为民心所向。

结语概言之，明代徽州学者提倡民为邦本，仁为政本，以儒家仁本思想为基础，从基层民众利益出发采取的措施。朱升对仁的阐释、范涞的民本政本思想、汪应蚊顺人情、任仁思想、汪循得民心思想等，皆从基层民众利益角度兼济国家安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君主意识到民心向背直接关乎统治根基是否稳固。告诫统治者应该顺应民意，切勿触动民众利益，以免造成官逼民反等影响统治秩序行为的发生。该措施不失为犯罪预防的良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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