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皇权传递：只为专制君主服务？能够解决政治危机？

螢窗夜話

我们提到秦汉帝国，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大家会经常挂在嘴边，那就是儒学成为汉朝的官学。我们提到汉武帝都会说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像是说，儒学是在汉武帝特别的关爱和提拔之下，才成为中国古代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可是通过这一节，我想告诉大家，儒学在汉初的崛起并非偶然，而儒学也并非我们后世想象的那样，只为专制君主服务。儒学在皇帝看来，是一把双刃剑。

秦的灭亡使得法家思想遭受了重大的打击。秦汉之际，战国以来的制度转型没有完成，旧制度已然崩溃，新制度却还没有建立。那么这样一来，新的秦汉帝国将以何种面貌来被加以诠释、来被告知世人，这就是儒家要做的工作，而这一工作是借“春秋学”进行的。所谓《春秋》是儒家的一部经典，它记载了春秋时代，鲁国从鲁隐公到鲁哀公242年的历史。《春秋》本来是一部历史书，但是儒生说，孔子在编订历史书的时候，他用历史批判的方式阐释未来的新社会将以何种面貌来建设。所以儒学便利用“春秋学”开启了一个历史批判和社会建设的运动。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学习历史并不只是往回看。就像我们人一样，当我们背对着历史的时候，我们面前是未来。学习历史，是我们用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而获得的知识，将是面向未来的启示。所以历史并不只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历史还是一门关于未来的学问。同样，秦汉时代的历史学也是这样，它借批判过去告诉大家，我们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儒家的春秋学，其中尤以公羊学派最为重要。传说这个学派最初的传人名字叫作公羊高，因此学派以公羊为名。儒学的公羊学，它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一套最高权力应该如何传递的理论。这种理论，就好比悬在帝国天子头上的一把利剑，既可以帮助帝国皇室树立权威，也可以随时掉下来，斩断这个王室的合法性、正统性。
首先，儒学的春秋学要解决政治危机，解决制度性的焦虑，它区别于从人性论的观点入手，它是从政治制度、从整个国家结构入手来加以解释。春秋学要求，用服装的颜色、礼仪的名号、各种象征性的仪式和符号来重建政治秩序。其次，这也是秦没有完成的思考，在儒学的春秋学当中得以延展，那就是——最高的皇权应当如何传递？当这个家族已经不能够再承担统治全国、掌控皇权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应当如何合理地、安全地退出。最后，儒学春秋学要确定一些政治伦理，比如说继承关系，比如说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国与国之间的邦交关系。而这一切，汉人都有一个信仰。他们相信儒学的春秋学是孔子赠送给汉朝人的一份礼物，是孔子替汉朝制定下的“法则”。
理解了春秋学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春秋学有哪些要素。根据汉代的经师解释，儒学的春秋学有所谓的“三科”“九旨”。所谓“三科”，就是三个科目；所谓“九旨”，就是有九个具体的条款。三科的第一科，叫“张三世”，所谓“张三世”就是说，孔子的《春秋》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孔子亲眼看到的，第二个阶段是孔子用耳朵听到、他的上一辈人传说的，第三个阶段是更早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只能通过再转手的传闻而获得，这就是所谓的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三世。
“三世”的格局是如何的呢？由于孔子亲眼看见的离自己太近，说话不能太直白，只能是微词；而稍微远一点的所闻的时代，关系已经不那么密切了，可以哀婉当时发生的祸乱；而那个最远的传闻时代，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联系了，反而可以秉笔直书，写出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合理。可是，通过从传闻到所闻，再到所见的时代的这样的描绘，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最远的时代最乱，稍微近一点的时代好一点，而现在的时代，由于孔子有所畏惧，所以把它写得比较好。
通过这种历史批判，就构建了一个由乱世到升平世、到太平世的社会进化的时间逻辑。这种时间逻辑，通过历史批判，为未来发展重建了历史的目的论，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必将走向太平。太平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春秋学的“张三世”的观点。
第二个观点叫“异内外”。也就是说《春秋》认为，鲁国是内，诸侯国是外；诸侯国是内，而那些周边的蛮族是外。通过这种“华夷”之辨的观点，重建人们对于华夏、对于族群、对于国家、对于文化的认同。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春秋学的“存三统”的观点。春秋学认为在整个西周时代，同时存在三个天命所赋予的古代王国的传统。比如说周王室是当下的王，所以周是“时王”；此前的商王室，以宋国这一诸侯国的形式保存下来，在宋国可以保存商代的礼仪、制度、文化；再往前有一个小国叫杞国，它保存了夏的礼仪、制度、文化。而杞是夏的统治者的后人，宋是商的统治者的后人，周是当下的统治者。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天下当中，保存了三个天命所赋予的、依照时间关系存在的传统。
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奇怪。那么“存三统”到底是要说什么呢？它是想说，一个天下有三个政权的传统，每当有新政权建立的时候，三者中最遥远的那个政权就要退出，所以中国历史就成了夏、商、周三个传统汇聚，转而商、周、汉三个传统汇聚，再往后新来了某一个时代，那么汉就退居第二位，就成了周、汉、某。后来王莽改制和曹魏代汉都使用过“存三统”的观点。“存三统”的观点将汉朝纳入自古以来“天命”的法统之一，看起来是把汉朝圣统化了。
可能有人会问，在汉朝人的信仰当中，“新三统”是商、周和汉，为什么没有秦？那是因为在汉朝人的眼中，他们不承认秦曾经获得了天命。秦是暴力和倒行逆施的象征。所以在汉朝人的眼中，秦叫闰位，就是多出来的一块。而真正的天命，只在商、周和汉之间传递。
那么汉是如何获得天命的呢？周朝的孔子编了一部《春秋》，这部《春秋》为汉朝人建国和行政立了法度和规矩。汉朝人从周朝的孔子手里接过了真实的天命。所以在汉人的“三统”信仰里面，商、周、汉构成了他们的“三统”，这就是所谓的“新三统”。
可是大家也知道，“存三统”也同时暗指三个法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不会像秦朝那样万世一系。汉朝早晚有一天，也会和夏、商、周一样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历史上的三统之一。可以说，春秋公羊学利用“存三统”的观点，为汉朝合理地、安全地退出政治舞台、交出最高权力，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支撑。而这种退出，从大国变成小国，从小国退出历史舞台，又为王室提供了安全的保障，不至于被灭绝、被屠杀。所以儒学的春秋学可谓是在原始的状态下，为最高权力的转移提供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种方案尽管看起来神奇，可是大家知道，这个方案在汉代，尤其是在西汉时代，可是切切实实被实践过的。
汉武帝是一代雄才伟略的英主，他的时代也伴随着汉帝国的很多变化。我们知道，汉武帝上台继位的时候，大家颇有一种“好像时间开始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到来了”的感觉。可是汉武帝在位50余年，横征暴敛，发动对外战争，搞得民不聊生。当汉武帝过世之后，在整个汉朝的天下，一个新的呼声慢慢地越来越大。这个呼声就是：“唉!按照公羊学的说法，是不是我们汉朝又该改朝换代了呢？”
我们看到，有这样几个人物在呼吁。董仲舒的再传弟子中，有一个人叫眭孟。有人听到泰山、莱芜山南传来汹汹的几千人的声音，跑到那儿一看，一块倒下的大石头，忽然自己站起来了；在另外的一个昌邑王国当中，一个社稷坛中的枯了的木头又重新发芽；在上林苑里，一棵柳树倒在地上，结果又活了。
于是眭孟就这样解释这些现象，说这是有人要从民间成为天子，也就是说，要改朝换代了。眭孟还引用董仲舒的话：即便汉朝有继体守文的君主——就是继承此前圣人的身体，守住国家制度的这些君主，你也不能妨害更为圣仁的人，接下来继承天命。眭孟进一步说，汉朝是尧舜的后代，尧舜有把国家传给别人的美德。你们老刘家经历了汉武帝这样的时代之后，应该找一个更为贤达的人把皇位让出来，自己保留一个小国，就像商朝的那个宋国一样，让出天命。眭孟的这个呼声被当时秉政的大将军霍光听到了，霍光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眭孟斩首示众。这是利用公羊学为改朝换代发出声音而引来的灾难。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夏侯胜。夏侯胜听说朝廷要给汉武帝搞纪念活动，他坚决表示反对。他说，汉武帝时代，天下虚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们一大半因为战争和灾荒而死，这样的人没有德泽于老百姓，怎么可以为他设立纪念的庙乐呢？尽管夏侯胜因为否定汉武帝被抓了起来，可是很快人们又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将他放了出来。
最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盖宽饶，他也是儒家春秋学的传人。他引用《韩氏易传》来解释，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五帝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要把皇权在公开的场合进行传递。而后来的夏、商、周才是把皇权作为私产，在自己家族内部传递。这就好比四时运转一样，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要把这个位子让出来，传给更为贤德的人。当然盖宽饶的这些观点，并没有被汉宣帝接受。后来盖宽饶在汉朝的未央宫北阙下，用自己的佩刀自杀，以尸谏——就是用尸体向国家提意见的这种形式，要求遵照春秋公羊学，合理地改朝换代。
我们通过这三个例子，以及公羊学“存三统”的学说可以看到，儒学的兴起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附和君主的意志，为君主做诠释。儒学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儒学是有自己的关怀的。它通过“存三统”的理论，希望构建出天命转移的合法规则。利用这种规则，可以让最高的皇权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合理地转移；使国家在动荡最小的前提下，实现改朝换代。我们知道后来的王莽和再后来的曹丕，都是利用儒学“存三统”的观点，合法地从前朝获得了政权。
所以中国历史后几千年，大家会发现，从曹魏到西晋，到宋、齐、梁、陈，到隋唐，再到五代十国的梁、唐、晋、汉、周，再到宋，这种“禅让”的把戏，一次一次地上演。大家总希望好像有一个真正的神在主宰天命，天命在不同的家族之间传递，使这种传递看起来不那么血腥，看起来不那么难看。这是2000余年前先民们用自己的智慧为秦的崩溃之后如何传递皇权，做出的另一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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