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盐——秦国的生财之道

江山犹似昔人非

秦国统一这些事
八 官盐——秦国的生财之道
战争，打的是综合实力，即包括制度、谋略、技术等软实力，更主要还是士卒、军械武器、粮粟、钱财等硬实力。
秦国在发展经济，积累硬实力方面可说是不遗余力，积极谋取。对于几乎每年都要发动战争的秦国，其综合消耗，尤其是钱财的消耗，无疑也是一笔浩大的开支，对秦国官府的综合财政实力，也同样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秦国却能保障其战争的需要。这种保障，不能是竭泽而渔的方式，而必须是能满足长期的、年复一年的战争需要，也就是必须是一套完整的经济体制下，才能保障这种需要，和具有这样的功能，犹如一条生生不息的滚滚长河，给秦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源。秦国是如何做到的呢？实行官盐和秦国独特的“抑商”制度，就成了秦国独有的生财之道。
先来说说秦国的“官盐”。
说到秦国的河东郡（今山西运城地区），这个地方对秦国可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它不仅仅是军事战略地位重要，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池盐是解决秦国关中地区，乃至河东地区、中原地区最大的食盐来源地。
河东郡安邑，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那时候，它是中原地区闻名遐迩的池盐产地。河东的池盐分东池、西池，东池为主，在安邑（今运城盐湖区）之内，方圆约百二十里，是那时产盐的主体，史料记载：“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六十里，推之为亩三十一万五千。”西池位于解州境内，亦称女盐池，小盐池，《水经注·涑水注》云：“池西又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西池盐含量不高，产量较低。诸多历史大家考证历史，发现中华文明的起始之地，大都也都是围绕着河东池盐在演绎。相传从黄帝时代，此地就出产池盐，黄帝征讨蚩尤，发生在“涿鹿之野”的那场大战，也就是为了征夺此地的池盐。黄帝征服这片地区后“邑于涿鹿之阿”，以及此后的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舜都蒲坂（永济），禹都安邑，都在这河东盐池附近或不远的地方。春秋时期的晋国一次迁都，《左传》中载之：“郇暇之地，沃饶近盐”，大家都主张迁到解县，靠近盐池，以利国利民，即此意。河东安邑可谓汲巍巍中条山之灵气，细涛涛黄河之膏泽，接皑皑盐湖之熏风，承殷殷后土之深情，乃帝王之乡，华夏之祖，炎黄之根，中国之本。池盐生产需要等到每年五六月最热时的南风吹来，吹干湖水，释出盐晶，南风又对河东池盐有了特殊的意义，传说虞舜曾在盐池之畔，抱五弦之琴，做了一首《南风歌》：
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薰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可见河东池盐在中华始祖时代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春秋时代，河东池盐是属于晋国。
魏、韩、赵三家分晋后，魏国分得安邑，为了更好地独占此地盐业，更是将都城定于此地。战国时，魏国最先崛起，也与其占据池盐之利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春秋时代齐国因占据海盐之利，而最先成为春秋首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战国初期魏国占据池盐，变革兴利，在国力上全面碾压秦国，自魏文侯（公元前424年-公元前387年）任用吴起为将，魏国数次攻入秦国腹地，夺秦五城，在黄河以西，设立河西郡。自此秦魏交恶，双方历经几代君王反复争夺，也刺激了秦国的发展和觉醒。但强大起来的魏国，几代魏王扩张的方向逐渐转向东方，转向在中原一带的郑国、虞、虢、卫、陈、杞、曹、宋、鲁等诸侯国，一则这些诸侯国小力弱，二则这些地方地处平原，田地肥沃，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已成为天下诸侯向往的中心。魏国同着韩国、楚国、齐国等，将这些小国瓜分完了，魏国的发展重心渐渐地转移到了东面的中原。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国强大起来，而魏国的魏惠王正与赵国争斗，数次围攻邯郸，赵国向齐国、秦国等求救。秦孝公十年，在孙膑“围魏救赵”的谋略下，齐国打败魏国。商鞅则帅秦军乘机围攻魏国都城安邑，逼迫守将投降，秦国第一次夺取了安邑和安邑的池盐。自此之后，秦、魏两国围绕以安邑为核心的河东地区，一直争斗不断，两国反反复复争夺了十数次，直到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秦国再次打败魏国后，魏国不得不签约同意将河东郡割让给秦国。从此后，河东池盐彻底归于秦国。虽然秦国在西北地区还有一些池盐产地，但最为有名的产地还是河东安邑这里。
秦惠王时期秦国兼并西蜀，又获得了丰富的井盐资源，为秦国解决食盐来源又增添了一个好的出产地。秦国虽然远离东海，远离海盐来源，但秦国却从没有缺盐之虞。当然，虽然不缺盐的出产，有了资源，但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富豪。历史上和现实中，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多了去了。这就还要会经营，会以盐生财。要经营好盐，同样还需要一套好的盐政经营管理体制。
历史上春秋初期，管仲相齐（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7年），在齐国实行官盐制度，从而让齐国迅速积累起巨大的财货，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为后世有为的君王和有识之士所津津乐道和神往。商鞅就是管仲的铁杆粉丝。
秦国自商鞅实行变法，重农抑商之策始，对盐实行官府专营，一是官山泽之利，即垄断盐业生产，从源头上控制食盐的生产来源。二是对国内各级官吏和百姓的食盐需要，实行“计口授盐”定额配售，保障了社会各阶层人员的食盐需求。三是限定盐粟交换比，即限定盐价，有学者研究推测出那时的盐粟比为一比三，即一升盐值三升粟，常年固定，盐价较为合理。四是秦国官府并没有将盐作为重要的商品，用于牟取暴利，所以盐价并不是很高，所以百姓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但就是这样，由于役使官奴劳作，生产成本低，秦国官府仍然从官盐上获取了不菲的收入，从而做到虽然官府从盐政上获取了高额利润，但百姓没有太多的感受，从而做到“不赋百姓”，师赡财裕而“民不知”、“民不苦”，尚“有益于国，无害于人”。五是通过盐政，给秦国官府解决了很大的税收财货来源，为保障秦国长期的战争需要，提供了一个稳定重要的财政基础。六是秦国的官营体制，杜绝了从盐业上产生行商巨贾，豪强地主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秦国的社会阶层的平均化。秦国的盐政相比于其他诸侯国，虽显得有些呆滞，但在远离东海海盐出产之地的内陆之地，用官盐之策，保障了百姓和社会的食盐供应，斩断了财货外流的渠道，满足了秦国百姓的生活需要，符合秦国一贯的重农抑商之国策。当东方各地来自齐国的海盐一旦出现供应问题，比如齐国的盐业出现豪商巨贾垄断经营，一年四季食盐价格起伏不定，随意涨价，弄得民无所适时，秦国的盐政立刻就凸显其价值。
换句话来说，秦国的盐政，就是如同现今的烟专营政策一样，是一项非常聚财之道。秦国正是靠着这一特殊的聚财之道，积聚其庞大的财力，用于支持秦国的统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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