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圣”孟子：孔子的死忠粉，儒家的扛旗人

拨云见日

现在我们提到儒家，往往孔孟并称，一位是“至圣先师”，一位是“亚圣”，他俩是儒家最好的两位学术“代言人”。但孟子在当时，只是孔子的一个小“迷弟”，是不敢以“圣人”自诩的。
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偶像都不以圣人自居，孟子更不敢造次。但他对孔子的崇拜是无以复加的，他曾经由衷地赞叹：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啊。他表示要以学习孔子为平生志愿，“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去世100年，孔门弟子也没有活着的人了。孟子不无遗憾地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我没有能成为孔子的门徒，我只是私下得益于他的传人而已。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这么看来，孟子虽然不是孔子亲收的弟子，但也算是他的再传弟子了。所以啊，终其一生，孟子都以传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为己任。

事实上，到了孟子的时代，儒学已经有些没落，而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正红得发紫，“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说这是世道衰微，邪说横行，杨朱主张个人第一，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这是目无君上；墨子主张兼爱，天下同仁，不分亲疏，这是目无父母。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现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觉得自己责无旁贷，要出来捍卫圣人之道，反对杨墨，驳斥谬论，端正人心，继承古代先圣的事业。他大声疾呼：“能以言论反对杨墨的，就是圣人的门徒！”
孟子不仅以孔子为人生榜样，他的生活经历与孔子也非常相似。比如两人都长期开门授徒，宣扬儒家学说。孟子曾说，君子有三乐，其一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并说这种快乐，“王天下不与存焉”，真是手拿着教鞭，给个天子都不换啊！
在从政方面，孟子也和孔子一样，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希望能够在现实世界里施行仁政，恢复王道。因此，从40多岁起，孟子也开始“仆仆于道路”，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了。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孟子和国君们之间的那些事儿！
2.周游列国，推销政治理想
孟子赶上了“好时代”，当时诸子百家争鸣，儒、墨、道、名、法、农等各家纷纷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他们往来于各诸侯国间，名气大、待遇高，还常常受到国君的接见，有的还能得个高官做做，比如苏秦之流，竟能挂六国相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孟子开始了他的政治理想推销之路。他去过齐国、魏国、宋国等很多国家，历时20多年，见过很多国君，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他晚年时来到魏国，遇到了一个倒霉蛋国君梁惠王。梁惠王年轻的时候，干得还不错，魏国在他的领导下，曾经打败过韩、赵、宋三国，迫使它们来朝拜，他还是各路诸侯中第一个称王的，率领诸侯朝见过周天子。

不过，到了晚年，梁惠王就每况愈下了，魏国东败于齐国，太子都牺牲了；西边又割让给了秦国七百里土地，为了避风头，不得不把都城迁到了离秦国远一些的大梁；南边又被楚国抢去了八个城池，这实在是奇耻大辱。所以，孟子来魏国时，梁惠王心情很不好，对孟子的称呼也很随便，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老头，你有啥富国强兵的好办法吗？
孟子也很不高兴，直戳戳地说：“王何必曰利？”大王何必说利呢？并且明确指出，“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上上下下都相互争着要牟利，那国家就危险了。司马迁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废书而叹，说“利诚乱之始也”，谋利确实是一些祸乱的开始啊。但他也承认，“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从天子到平民老百姓都爱好谋利，这样的弊端哪有什么不一样的呢？那孟子给出的药方是什么呢？“仁义而已矣”，只有仁义罢了。当然，孟子并不是不要功利，而是反对一开始就谈利益。
梁惠王听了这话，觉得很委屈，他说我治理国家已经很讲仁义了。比如，河内遭了饥荒，他就把一部分百姓迁到了河东，还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遭饥荒的时候，也是按同样的法子办的。其他国君可都没有像我这么为老百姓着想的，但是，他们的百姓并没有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增加，这是为啥呢？
孟子给他打了个很有名的比喻：两军对垒，战鼓刚敲响，双方刚交战，一方就弃甲而逃。有个士兵跑了一百步才停下，另一个跑了五十步才停下，“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逃跑了五十步的人讥笑逃跑了一百步的人，行不行？五十步也好，一百步也好，都是在逃跑，都是一路货色。所以啊，梁惠王你有啥好委屈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梁惠王只是没有别的诸侯那么黑而已嘛！梁惠王死后，他的儿子梁襄王继位，孟子对这位新君印象非常不好，说：望之不似人君！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国君的样子。孟子实在有胆，敢说这话。

孟子后来又去了齐国，当时是齐宣王在位。这个齐宣王比较有意思，他对孟子那一套王道啊、仁政啊什么的不感兴趣，于是推脱说，“寡人有疾”，我有三种病：好勇、好货、好色。此外，我也不喜欢你们儒家那一套教化百姓的“先王之乐”，我就喜欢听世俗的流行音乐。总之，孟老师你说的那一套，我也觉着挺好，但是，我这人毛病多，施行不了。
对这么一个“不求上进”的“赖皮”国君，孟子也有一套说辞，他说：如果有人向大王您报告，我可以举起三千斤重，但是举不起一根羽毛；我可以看到秋天鸟的细毛，但是看不到一车柴火，大王您肯定不会相信这种鬼话吧？举不起一根羽毛，是因为不肯举；看不到一车柴火，是因为不肯看。不实行仁政也是一样，是不肯干，而不是不能干。 宣王问：不肯干和不能干有啥区别？孟子回答说：如果让你夹着泰山跳过北海，这是真不能；但是如果让你给老人折一条树枝，你却说办不到，这就是不肯干，而不是不能干了。施行仁政容易的很，就像给老人折取树枝一样。
当时，所有的国家都在变法图强，各路诸侯也都是“唯GDP和国家实力论英雄”，他们崇尚霸道，热衷于富国强兵，开疆拓土，讲求实际功利，也就是梁惠王所说的“利于吾国”，要有利于自己的国家。但孟子推崇的是“省刑罚、薄税敛”，是让人民安居乐业的仁政。对于国君们普遍关心的攻城略地，孟子极为反感，他说，善于打仗的人，要给予最重的刑罚；唆使诸侯拉帮结伙打仗的，要给予次一等的刑罚；强令百姓垦荒种地的，要给予再次一等的刑罚。
孟子主张“法先王”，也就是学习尧舜禹那一套。他的政治主张比较保守，甚至是倒退的。比如他要滕文公施行井田制，这就像让改革开放后再搞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一样，根本行不通。 虽然政治上不是很得意，但是孟子的名气却越来越大。
3.存心养性，做大丈夫
我们知道，《三字经》的头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这说的就是孟子的“人性本善”的思想。
孟子说，如果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子要跌到井里去，任何人都会有惊骇和同情的心情。这种心情的产生，不是因为要和这个小孩的家人攀交情，不是为了要在乡里获得好名声，也不是因为讨厌小孩子的哭声。这是所有人都有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怜悯别人的心。 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生俱来的“善端”。但是，如果人性本善，那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恶呢？
孟子认为，虽然人人都有善端，但是这善端只是一点向善的端倪和萌芽，如果不好好呵护，就会被外界蒙蔽，人就会变成“禽兽”。所以，要“存其心，养其性”，要以仁义存心、养心，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做人要有良心。这个是人所要关心的大事。
孟子批评世人往往小事清楚，在大事上却很糊涂。他说，家里的鸡狗走失了，人知道去寻找，而自己的良心丢失了，却不知道去寻找。因此，存心养性，要“先立乎其大”，也就是要先把良心立起来。
举例说，如果有个园艺师，舍弃梧桐、梓树不管，而去培养酸枣荆棘，他就是个很差劲的园艺师；如果有人光注意美甲，而忘了肩头脊背，自己还不明白，那就是个糊涂蛋。对于一个人来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不要“以小害大”。

孟子所说的大人，就是大丈夫。有人问孟子什么是大丈夫，比如说像张仪这样的人，一怒而诸侯惧，算不算大丈夫呢？孟子说，这些人以顺从为最大原则，只能算是“妾妇之道”，就是小女人的把戏。真正的大丈夫应该站得直、行得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正义，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舍生而取义”，这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人格。
那么，大丈夫如何能够做出舍生取义的抉择呢？这是因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我善于培养我拥有的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用道义培养而不加伤害，就会充盈天地之间。这种气，源自正义的长期积累，而不是人心血来潮偶尔产生的。一旦做了问心有愧的事情，这种气就疲软了，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气馁”。养浩然正气需要我们保持专心，但又不能刻意，否则就是拔苗助长，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是有害的了。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和“浩然正气”的理论对儒家的修养功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对我们的修身养性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希望朋友们在读过《孟子》之后，先立其大，养浩然正气，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特约撰稿人：刘恩凡，图书编辑、专栏作家

  编辑：莉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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