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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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韩非是战国时期人，“法家”学派创始人，与李斯一起学习于荀子，后来韩非到了秦国，李斯怕韩非用于秦王，就杀了韩非。
韩非主张用“法治”来治理国家，有点类似现代的“依法治国”；强调“势、术、法”，站在君王的一边，用“刑罚”和“权术”打击“奸臣”。
《韩非子》大致可分为“论述”和“故事、例子”，许多“论点”，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举例如下：
一、“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主道》）“虚静”是领导人的必备修养，就是类似于“虚怀若谷”，不要事先带有什么“成见”、“先入之见”，而是“察群言”，看下属、公众的观点、意见是什么，然后以此分析、判断、决策。而不是事先就自己拿定个错误、消极的意见，听不进其它观点。
二、“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主道》）“不自操事”，领导人自己不亲自“操事”，如果事无巨细、都是自己完成，哪怕是“超人”，也会“累死”。而是只对下属进行战略上的指导、分配工作任务，具体的执行，由相关人员完成。领导人只在意完成的“结果”、下属有没有完成任务、完成的效果怎样。诸葛亮就不懂此道，所有工作都是自己亲自完成，生怕别人不尽心，饮食却很少，最后积劳成疾、累死了。司马懿听说诸葛亮这样的“工作方法”，就说诸葛亮活不长久。
三、“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偷赏，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主道》）这句话是说“赏罚”的，不管是谁，有了功劳、就赏；犯了罪责，就罚。而且，和领导人疏远的人，有了功劳也要“赏”；和领导人亲近的人，有了过错也要“罚”。这样，下属们就不敢懈怠、都勤勤恳恳，和领导人亲近的人，也不骄横自大。
四、“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有度》）一个领导人，如果要监察百官，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用眼睛观察，下属就装饰外观；用耳朵听辨，下属就花言巧语；用心思虑，下属就夸夸其谈、装模作样。所以，这三者的监察方法是有限的，而是依靠法度、制定纪律法规，严格地实行赏罚。领导人就算再“明察”，也是有限度的；相反，“以法御之”、以严格的法度“御下”，这样，下属就都尽职尽责、井然有序。
五、“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说林上》）从一个微小的事物，就能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向。纣王要制作一个象牙筷子，箕子认为纣王紧接着会要玉杯、吃山珍海味、穿锦衣、建高台，最后国家会灭亡。所以，人应该从微小的开端，知道之后的“连锁反应”；对别人是这样，对自己也是这样，对此要抱着个“戒慎恐惧”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不要骄奢淫逸。
六、“同事之人，不可不审察也”（《说林上》）这里的“同事”，指干同一件事的人。韩非举例说，发狂的人，向东跑；追赶的人，也向东跑；都是“向东跑”，可是跑的动机、原因是不一样的。现实社会里，不是这样吗？干同一件事的人，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动机一样吗？尤其在“政界”，很多人干同一件事、说相同的话，但目的、动机，却大有不同。
七、“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内储说上七术》）领导人如果太仁爱，法制就建立不起来；领导人不够威严，下属就侵犯上级。这其实也就是“善不为官，慈不掌兵”的道理；不论是军界、政界，以严格的法律法规办事，“法不容情”。相反，像一个糊涂父母溺爱子女，对违法乱纪者不“绳之以法”，慢慢的，国家就混乱了。还有，领导人应该“威严”、“强硬”，甚至得“严厉”，不然的话，下属就“侵犯”上司。当然，凡事有个度，过于严厉了，就“人至察则无徒”。
八、“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内储说上七术》）韩昭侯剪指甲，说自己掉了一片指甲，就急忙寻找。身边左右的人，就剪了一片自己的指甲，说“找到了”。其实韩昭侯根本没有掉落指甲，只是考察身边的人是否诚实。这样聪明的领导人很多，有位领导人假装说掉了一个硬币，就在地上找，身边的人从自己衣兜里拿出一个硬币，说他找到了；其实，那个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掉落硬币，只是考察一下身边人。这属于韩非论述的“势、术、法”中“术”，就是一个领导人的“术”，如果领导人不懂一点“术”、权术，往往是不行的。
九、“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是以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顾国患。”（《内储说下六微》）如果领导人与下属的利益对立起来了，就没有一个下属会忠诚。此时，领导人就应该高度注意，“奸臣”会和敌国私通，招引外敌、祸乱领导人，只要满足自己的私利，不顾及国家的祸患。所以，“忠诚”也限于“君臣利益一致”；利益对立起来了，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敌。当领导人发现自己和下属的“利益对立”、“不一致”，就应该小心了。

十、“参疑之势，乱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内储说下六微》）“参疑之势”，指人们互相争夺权势。这种事，是难免的；但是，领导人要防范、制止下属“互相争夺权势”，让他们各司其职、有效运行。因为，下属争夺权势，最后会波及领导人，导致领导人受害。有的领导人，误以为下属互相争斗，自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领导人须以纪律约束下属，让下属不能形成派系、“山头”，应像“众星拱月”一样，以领导人为中心，而不是小团体争斗、一片混乱。康熙晚年，有意的让皇子们互相争斗、“夺嫡”，结果手足相残、政局混乱，康熙也感到无比悲哀。
十一、“陈需，魏王之臣也，善于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陈需因请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势相魏。”（《内储说下六微》）陈需，是魏国的大臣，与楚王交好，就让楚国攻打魏国。陈需就对魏王说，他能让楚国退兵。楚国退兵后，陈需因“功劳”，当了魏国的宰相。这就是韩非批判的“五蠧”，有的官员“里通外国”，借助外国势力，谋求自己的政治发展。现在，这样的情况也有，有的人加入外国间谍组织，在外国的“帮助”下，一路高升，接着为敌国谋求利益，出卖自己的祖国。
十二、“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猳，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内储说下六微》）郑桓公想攻打郐国，就打听了郐国的“豪杰之士”，把他们的名字用鸡血写下，假作他们和郑国“歃血为盟”，名单埋在城门外。郐国国王以为他们和郑国“串通勾结”，就把“豪杰之士”都杀了。结果，郑国攻打郐国，郐国无人抵抗，就亡国了。这就是“反间计”了，满清曾用类似的反间计，杀了名将袁崇焕，明朝也慢慢灭亡了。所以，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必须“明察”，防止敌国用“反间计”、借刀杀人。这就是过去的评价标准：“明君”还是“昏君”。
十三、“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外储说左上》）能得到金钱利益的地方，民众都归向那里；能成就“名节“的事情，士人都愿意牺牲性命。这个道理的启示是：“以利聚民”，如果想让民众聚集，首先要知道民众能得到什么利益。“名节”，士人愿意付出生命代价；文天祥、苏武、陆秀夫、夏完淳等等，这些民族英雄，在国难面前，都宁死不降；后人也给了他们极高的评价。所以，领导人应该“以利导民”、“以名节御士”。
十四、“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外储说左上》）信用，太重要了，一个人如果说话不算数，也基本的信用也没有，“不知其可也”。对于领导人，“信用”就更重要了，如果没有“信用”，说话出尔反尔、不守信用，领导人就没有什么“公信力”了。首先不要随便乱承诺什么事，一旦承诺了某件事，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而且，不要因为是“小事情”、“小承诺”，就不践行，因为“小信成，则大信立”。还有，如果涉及到“赏罚”方面的“信”，犯了错、有什么惩处；有了功、有什么奖赏，这些如果不践行的话，以后的“禁令”，就没有人遵守了。
十五、“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外储说左上》）一个人要买鞋，就用尺子量了一下脚，买的时候，忘了带那个“尺码”，就返回去取。人们说，你为什么不用脚试一下？那个人说，我宁愿相信那个“尺码”，不敢相信自己的脚。这就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了；只要是“文件”、“规章”规定的，都是要“执行”，唯不能依据事实。规定，也是人定的；是根据现实情况的，可是，在具体的执行中，死搬教条、说是“这样规定的”。应该“灵活应用”，防止“形式主义”流于形式、没有实质。
十六、“以罪受诛，人不怨上”。（《外储说左下》）因为自己有罪被诛罚，不会怨恨上级长官。一个人如果确实犯了罪，有关部门公正的判决，这样，那个人就不怨恨。这就是“法治”的好处，“三令五申”、告诉法律是怎样规定的，犯了什么法律、会有怎样的刑罚，然后秉公执法。但是，必须确保是“公正”，假如是“冤案”、或者是利用“刑罚”报私仇、或者“判的太重了”、或者其他人犯法却不那样判，这样，人们就会对刑罚产生怨恨。
十七、“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外储说左下》）这句话有点像《孙子兵法》的“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是说一个英明的君主，不是依仗别人不背叛自己，而是依仗自己是不可背叛的；不是依赖别人不欺骗自己，而是自己是不可欺骗的。一个领导人，牢牢把握主动权、依靠自己，不是主观上希望下属拥护自己、不背叛自己、不欺骗自己，而是自己是不能背叛的、不能欺骗的，就算部下背叛、欺骗自己，自己马上察觉、有应对的措施。
十八、“文王伐崇，至凤黄虚，袜系解，因自结。”（《外储说左下》）周文王出兵讨伐的时候，袜带子散了，就自己系袜带。有的人领导人就不同了，所有的事情、包括生活起居，都是由“服务人员”完成。穿衣服，让别人给自己穿；洗漱刷牙，也要别人给挤好牙膏；吃饭，也是要服务员端来，甚至像和珅，吃饭要别人喂······如果一个领导人，想为人民、公众，办点实事、成就自己的人格道德，就应该放下身段、不要摆架子；从平常事做起，像生活起居，应该自己完成。
十九、“桓公谓管仲：‘官少而索者众，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则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外储说左下》）齐桓公对管仲说，官职少而要当的人多，我很担忧这件事。管仲说，根据才能授予俸禄，依据功劳给予官职。这也是个常态，官职、职位就那么几个，可是，想当的人却很多，让这个“当了”，那个就当不上了。所以，管仲说按才能功劳授予官职。这也对，但也会出现“假才能”、“伪功劳”。最好的解决方法，应该是由人民决定“谁当”。
二十、“解狐荐其讎于简主以为相。······故私怨不入公门。”（《外储说左下》）解狐推荐自己的仇人当宰相，认为私怨不应该入公门。这就是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问题。公事是公事，私事是私事；如果认为一个人确实可以胜任那个职务，哪怕是“仇人”，也任用之。只是，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很少，更多的人是“公报私仇”，如果和自己有私怨，那是说什么也不能任用的。所以，古人里面，有很多圣贤，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很崇高的。就算做不到他们那样，也至少要知道有这么一种“崇高事情”的存在。
二十一、“梁车为邺令，其姊往看之，暮后而至，闭门，因逾郭而入。车遂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夺之玺而免之令。”（《外储说左下》）梁车是邺县的县令，他的姐姐去看望梁车，晚上到迟了，城门已经关了，他的姐姐就翻城墙进去。梁车按照律法，砍掉姐姐的脚。赵成侯认为梁车不慈爱，就免去梁车的县令职务。虽然说“法不容情”，但是，法律也应考虑到“人性”。况且，法律的制定，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众的正常生活。因为“翻了下墙”，就砍掉姐姐的脚，这个“法律”本身就存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是合理的法律，那自然要“执行”、要“大义灭亲”。
二十二、“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外储说右下》）安定强大是由于按法办事、依法治国；衰弱动乱是因为曲从私利导致的。“阿”的意思是“曲从私利”，走后门、搞特殊。制定严格、合理的法律，然后严肃的“执法”、“执行”，这样，国家必然强大。相反，嘴上说“法律”，可是如果自己的子女、亲戚犯了法，就“不了了之、逍遥法外”，这样，国家必然混乱、衰弱。还有所谓的“执法人员”，有的人热衷于卖弄自己在“执法队伍”那里有“关系”，可以免于处罚。请“执法人员”吃几顿饭、送笔钱，“执法人员”就“法外施恩”，如此，这个国家必然灭亡。国民党是怎样垮台的？比如，那个“孔二小姐”，杀了人，因为是领袖的子女，就可以不受任何惩处，赔点钱“了事”。国民党不垮台，天理不容。所以，应该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严明纪律、党章国法，尤其是“权贵”犯法，一样执行。只可惜，这样的难度很大；国家混乱，也不要怨别人。
二十三、“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右下》）治理国家，是治理“官吏”，而不是直接治理“民众”。把干部队伍治理好了，人民自然顺顺当当。相反，只是想方设法打击人民，出台严苛“规章”，把人民管的死死的，这样未必就“起作用”。“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的如果“不正”，就不要想“下面”的“正”。源清自然流洁，根正自然树茂。
二十四、“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外储说右下》）宰相公孙休喜欢吃鱼，许多人就给公孙休送鱼，公孙休都拒绝了。别人问他为什么拒绝、你不是喜欢吃鱼吗？公孙休说，接受了别人的鱼，就得给别人办事，别人不会无缘无故给我送鱼；我要吃鱼，就自己买。韩非就对此事做了这个评点：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靠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为自己。这个道理，太常见了；送礼、送钱、请吃喝······“吃了人嘴软，拿了人手短”，别人送来钱、礼物，不要以为是好事，得给别人办事、欠了别人人情。过去，叫“糖衣炮弹”，吃着很甜，可那是炮弹；慢慢的，就被“拉下水了”，成了人人叫骂的贪官。所以，应该清廉自守，不要贪图别人送的钱、礼物；自己需要什么，自己买，也不要痴迷那些“高档奢侈品”。
《韩非子》的“领导艺术”，还很多，这里就选取这么几条。韩非，是古人；《韩非子》是古代作品；其中的若干思想论点，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但是，大部分、至少有一半，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韩非子》主要论述的是政治理论，尤其是“法”、“法治”；是古代政治文化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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