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赵、秦为何能成为战国早、中、晚期的强国？农业政策很关键

<逆流佳人身旁>

战国时期，风云激荡，局势莫测。
随着诸侯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兼并战争也不断升级，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则是综合国力。
但是可以影响综合国力的因素有很多，在现在是如此，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也是如此，所以在当时的众多诸侯国中，我们无法从中找出一个从头到尾一直强大的诸侯国。
纵观战国七雄各自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各有不同，这也就导致了在经济发展程度又各有不同，不过除了韩国和燕国，其它五个诸侯国都曾强大过，也都曾拥有一统华夏的可能。
抛开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我们暂且不论，单说在地域上更为相近的魏、赵、秦三国，他们分别是战国早期、中期、晚期的强国，而深究其发展强大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各国实施的农业政策则是背后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魏、赵、秦三国的地理位置。
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开始，晋国的军政大权就被六卿所掌握，到了晋平公统治时期，晋国内部六卿（指韩、赵、魏、范、智和中行氏）就相互倾轧，后来范、智和中行被灭掉，晋国内部只剩下了韩、赵、魏三个有权势的卿大夫，晋国公室已经名存实亡，被瓜分也已成定局。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周纪》
正如上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以韩赵魏三家被周天子列为诸侯作为开篇的，三家被列为诸侯的时间在公元前403年，但在这之前，三家瓜分晋国已经付之行动了。
魏、赵、秦为何能成为战国早、中、晚期的强国？农业政策很关键

起初，韩赵魏在瓜分晋国的时候，三家的领土相互穿插，形成了很多“飞地”，但是这样管辖起来并不方便，于是他们就开始了换地，经过换地之后，大体形成为了韩国在南，魏国在中，赵国在北的格局。
韩国由于实力较弱，被分到的土地其实是最没有扩展空间的，因为他的四周是被大国所包围的，当然这也让韩国成为了大国眼中的“受气包”，而《史记·韩世家》对于当时的韩国来说，其实就是一部“屈辱史”，在其中到处都充斥着被殴打的记录。
大体说来是这样的：秦伐我宜阳取六邑、魏败我马陵、秦败我西山、魏败我将韩举、秦伐败我鄢、秦败我二十四万、秦拔我宛、秦败我师于夏山、秦悉拔我上党、秦拔我十三城，最后的结果是秦虏（韩）王安，尽入其地，韩国灭亡。
但韩国也有威风的时候，就是在申不害为相期间，他在韩国进行了变法，运用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实行法家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内得到安定，最终使得“诸侯不来侵伐”。

不过尽管韩国总是被吊打，辉煌的战绩也只是诸侯不来侵犯，但他却硬生生地跻身进了战国七雄之列，不得不说，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我们先把韩国放一放，因为从分到土地的地理位置来看，韩国就注定了是被欺负的对象。
分在中间的魏国，大体上承载了晋国的主体，总的来说取得了今天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地区，生产较为发达，而且农业发展的基础也比较好，最初魏国的国土形状是呈“马蹄形”，国土包括以安邑为中心的山西西南部和以大梁为中心的河南东部两部分。
而在后来魏惠王统治时期，魏国以安邑为中心的这“半块马蹄”就被秦国给夺了过去，自此一蹶不振，最终沦为了东、西方强大诸侯国的跟班，这里先按不表，继续说魏国的地形。
魏国所处的地形主要为平原和山地，但是山地居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这也使得魏国的农业发展受到了一定局限性，不过魏国毕竟所处的地形多为中原农耕区，这也决定了魏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是比较单一的，而这点又和赵国是有所不同。

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是非常辽阔的，它极盛时期的版图跨越了现今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四个省区以及河南、山东两省的部分地区，最初的国都为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来迁到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最后迁到邯郸（今河北邯郸）。
相比较魏国来说，赵国虽然没能继承晋国的主体，但是在发展农业的条件上，赵国却是相对优越的：
首先，赵国的土地资源丰富，囊括了河套平原、华北平原、大同平原和太原盆地，这些位置都比较适宜农业生产，在地形上赵国又是集高原、平原、高山、盆地等多种地形为一体的，这也就意味着赵国的土地资源丰富。
其次，赵国的领土南北跨度相对较大，气温温差也比较明显，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生长，因而赵国在农业发展上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农业、畜牧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这也影响了赵国的农业政策。
秦国相比较魏国和赵国来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地广人稀，秦国地处边陲，最开始居住在陇山以西（今甘肃省东部），与戎人杂居，远离中原，后来随着周王室的东迁，秦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刻，通过数代人的努力，秦人逐步稳定在了陕西关中地区，到了秦穆公时期，秦人基本占领了整个关中地区。

后来秦国又拿下了富饶的巴蜀地区，从魏国手里抢到了大片的沃野，秦国在农业基础上比魏、赵两国也更加占优，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而后来在封建王朝的更替中，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对于秦赵的不同地理位置，韩非也做了评价，他认为赵国：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对秦国的评价是：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出自《韩非子·初见秦》）。
这种论断可谓相当深刻，他认为赵国处于中央之国，民众的成分很复杂，这也导致了赵国对民众难以治理，甚至说出了赵国的地形和民俗是亡国之兆，而最终的历史，也证实了韩非的这以论断。
从上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魏、赵、秦三国都具有发展农业的条件，只不过所处的地理环境，让他们在农业发展的优势程度上各有不同，如果三国相比，是秦国最占优势，再加上战国时期在秦国本土进行的战争并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秦国农业的稳定发展，而赵、魏两国频繁的战事则不利于农业发展，那么他们在农业政策上，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接着看。
魏、赵、秦三国的农业政策。
土地制度是农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表现，西周时期周王室实施的是分封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的拥有者并且将土地和劳动者分配给诸侯，而诸侯继续赏赐分封给卿大夫，这样以土地层层分封为手段，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诸侯和卿大夫对于土地都仅有使用权而无占有权，自然也不能买卖，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不断衰弱，周天子控制土地所有权的能力已经逐渐失去，诸侯最终控制了土地，就这样逐渐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生产力水平并不高的古代，农业生产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是国家一切活动的基础，因此魏、赵、秦三国的统治者也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们在特定时间段的强大和农业政策也是不可分割的，而确立农业政策又和各国的变法运动息息相关。
魏国李悝变法。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奠定了魏国可以纵横战国初期百余年的基础，他提倡“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了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为了解决魏国地少人多的不利局势，李悝又推行了“尽地力之教”，即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提高农业产量以增加国家收入。
此外，李悝还实行了“平籴法”，用来取有余而补不足，以此达到平衡粮价的作用，保障农民收入，更进一步稳定了小农经济，巩固了魏国的经济基础，当然也强大了魏国的综合实力。
赵国胡服骑射。与其说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是一次变法，不如说这是一次军事上的改革，说到这，有些人就说了变法和改革，难道不一样吗，其实还真不一样，变法是指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变革，改革指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出的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

如果把这两种措施比喻成给病人治病的话，那么改革能治疗一般感冒发烧的小病，而变法却能以刮骨疗伤的手段治愈重症。
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农业政策，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赵国统治者并没有对以前的农业政策做重大调整，依然在沿用之前的政策。
赵国的农业政策还要追溯至赵简子时期，公元前491年，赵简子以战争的形式，占据了邯郸、柏人两地，使得土地有所扩大，而赵氏的土地一部分成为了赵氏直接经营，一部分又通过授田的形式和军功赐田的方式由私人占有和经营。
正如赵简子在迎战范氏以及齐兵的时候，就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出自《春秋左传注》”，而就是这种在田制方面所作的改革顺应了民心，也让赵氏得到了民众的拥护。

到了赵肃侯时期，大戊午以“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为由，让赵肃侯取消了游猎，也足见了赵国统治者是重视农业生产的，但这仅仅只是重视，相比较秦国、魏国在具体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还略显不足。
秦国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被誉为战国时代最成功的变法，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缓慢，不过在秦献公时期秦国的改革就开始了，主要的措施是废除了奴隶主以奴隶殉葬的制度，并且开始设县，而在农业政策上则在秦简公时期就开始实施了“初祖禾”，这两者都为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商鞅是卫国人，后来在魏国丞相公叔痤的门下效力，不过在公叔痤死后，商鞅并没有被魏国重用，以至于他带着李悝的《法经》去了秦国，而商鞅变法的思想无疑也受到了李悝变法思想的影响。
商鞅在秦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而在第一次变法时，商鞅就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第二次变法时又彻底废除了井田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土地私有，并且允许买卖，这些政策无疑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保证了秦国的财源。
可以说，商鞅两次变法的措施，都是以“以农为本，以农促战”的耕战思想，这也让秦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同时这也是秦国最后可以一统华夏的根源所在。

从商鞅变法的政策来看，其实魏国和秦国在变法后确立的农业政策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即通过最大限度的发展农业，来为国家的军事战斗提供充分的财源和兵源，把农业提高到“本位”，这是赵国统治者未能做到的。
此外，魏、赵、秦三国在重视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还都制定了一些优惠的政策，实施了一些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
对于农业来说，水利是命脉，而这三个诸侯国的统治者在水利建设上也是相当重视的。
赵国为了农业生产，修建了智伯渠，魏国统治者任命西门豹治理邺城，并且在魏襄王时期，又任命史起为邺令，修建了漳河水利工程，既减少漳水泛滥的危害，又改造了当地盐碱地，此外，魏国还开凿了大沟运河，增加了灌溉农田的能力。
秦国在水利工程上更为重视，其中著名的有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和韩国水工郑国修建的郑国渠，即便后来郑国最初以修建水利工程来“疲秦”的目的被揭发后，秦统治者依然没有惩罚郑国，而是让其继续修建郑国渠，也足见了秦国对水利工程的重视。
魏、赵、秦三国农业政策的影响。
魏、赵、秦三国实施的农业政策对于本国农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通过对于文献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魏国在战国初期是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他占据了晋国本土，这在当时是农业最为发展的农耕区域，再加上李悝针对魏国实际情况进行的变法，很快让魏国称雄于诸侯。
但是到了魏惠王统治后期，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就慢慢被统治者遗忘了，以至于经过数次战争之后，魏国再也无法恢复国力，随着大片领土的丧失，魏国在农业供给上就出现了问题，以至于风光不再。
赵国的农业采用的是精耕细作的方式，甚至已经开始采用一年两熟耕作方式，这充分发挥了土地的作用，而现在北方的一些农业地区，依然是一年两熟，由此也足见中国古人的智慧之高，由于对于农业的重视，赵国也成为了战国中期十分重要的农耕地区。
不过赵武灵王的改革更加侧重在军事方面，对于农业政策较为轻视，在冷兵器的战争年代，农业是根本，但赵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依然采用的是农商并用的农业政策，这也使得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后力不足。

也就是说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只能强盛一时，一旦农业生产出了问题，那么军事上的优势也会荡然无存，就好比秦赵之间的长平大决战，两国在战争中都被严重削弱，但赵国自此一蹶不振，而秦国却很快得到了恢复，其根源就是由于农业政策的影响。
到了战国晚期，秦国已经成为了当时最为强大的诸侯国，秦国的农业生产也最为发达，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使得秦国粮食储备很丰富，最终产生了“秦富天下十倍”的结果。
此外，纵观战国时期的战争，秦国本土很少受到战火的侵袭，战国时期的战争很多，而战场几乎全在崤山以东，这无疑也保障了秦国本土的农业生产，秦国在对外的兼并战争中，能够所向披靡，农业的支撑是不可忽视的。
那么秦国的农业得以发展，其原因只是统治者的重视和实施了符合国情的农业政策吗，其实也不尽然，还有其它的原因，比如说秦国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对耕牛的重视，再比如说变法措施促使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等，而这些我们亦能从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找到依据。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魏、赵、秦能成为战国早、中、晚期的强国，各国实施的农业政策事很关键的因素，不过却因为三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导致了实施的农业政策也不尽相同，而最终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结果也不相同。
总的来说，魏国李悝的变法以“尽地力之教”作为重视农业发展的方针，使得魏国成为了战国初年的霸主，赵武灵王对政治、军事奠定了赵国可以在战国中期成为军事强国的基础，但由于沿用农商并用的发展政策又使得发展后劲不足，而秦国商鞅的变法以“耕战为核心，并且采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对于秦国的崛起和后来的统一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秦国经过经过商鞅变法之后，谋求东出，但在东出受阻之后，立即选择了向西、向北这两个方向发展，使得秦国有了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也进一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低落，一个政权占有土地面积越大，统治区域内人口也就越多，国家的综合实力自然也就越强。
相比较山东六国来说，秦国突出的地势地形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是位居高原，控扼黄河上游，对整个东方有以高凌下之势，二是周围山围水绕，外敌难以入侵，未战而先立于不败之地，而这种地形又促进了秦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最终使得秦国在东出的过程中，后劲十足。
此外，由这三个诸侯国所实施的不同农业政策带来的不同影响，也证明了秦国所采用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战乱年代，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虽然其他的诸侯国也看到了这点，但秦国无疑是诸侯国中针对农业发展做得最好的，所以最终秦得以兼并天下的这一结果也是必然的。
对此，您怎么看？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韩非子》、《商君书》、《左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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