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非典和新冠 “北大呼吸发哥”说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不羁眉眼

[ 近年来，各省级CDC暴发疫情监测管理得分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其中，2015~2016年前述指标分别相较于2010~2011年度提高67.03％。 ]
他是微博粉丝超350万的“北大呼吸发哥”，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下称“北大一院”）的呼吸内科主任，也是近二十年来人类两次面临冠状病毒侵袭时身处风暴眼的“白衣战士”——王广发。
王广发说，自上世纪90年代末来到北大一院后，“平”时门诊和住院部两头跑，间或受派去给地方的新疫情进行甄别、支招；“急”时去一线，睡过重症病房，提过政策建议。但不管怎样，“做的都是呼吸系统救治的事儿”。
作为新冠疫情期间“国家级”的专家，对于冠状病毒今后是否还会兴风作浪，王广发认为，是有可能的，并且目前国内“医防融合”还不够理想。
在他看来，未来，从基层诊疗手段、传染病专科医院救治能力、三甲医院呼吸危重症床位配置、封闭公共空间空气生物安全意识，到人类对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呼吸系统传染病的认知等，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为此，在继续恪尽呼吸学科专家“救人”本分的同时，“北大呼吸发哥”也还有很多公众科普的工作要去做。
“在疫情上不能捂盖子，要实事求是”
新冠疫情暴发再度唤醒人们对冠状病毒的关注，这三年多的时间，也让王广发再度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被更多人所知的“北大呼吸发哥”。几次率先发声的经历，亦让他感受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专家在风险沟通和传递信息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次“发声”是发生在新冠疫情刚刚暴发时。
2020年1月8日，王广发作为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随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前往武汉。当年1月10日，就新冠病毒发展情况接受国内媒体访问时，王广发按当时的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表示疫情情况并不十分明确，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整体“可控”，是否有传染性需要依据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不久之后，武汉疫情感染规模持续扩大，特别在1月21日他本人“首阳”之后，“可防可控”的观点受到质疑。
但如果再给他一次重新表述的机会，王广发告诉记者，他还是会坚持原先观点，或许会加以补充——“可防”并不是不防，需要积极行动才能达到“可控”的目的。
此前在经历SARS之后，王广发认为，我国传染病预警和救治体系已发展到了一个“国际上还不错的水平”。即便是起初对该病毒还不了解，基于一般传染病的应对方式，即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也可以做到紧急应对。
“传染病防控得实事求是，基于数据说话，基于现有的证据做判断。”王广发说。
从发现病毒到确定病毒基因组，需要一定时间。据王广发回忆，当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刚抵达武汉时，病毒检测工作还没完成。2020年1月9日，专家组最初希望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来初步判断疫情规模。但遗憾的是，除了华南市场比较集中外，病例从哪来、是否有传染性，当时的资料有限，很难作出确切回答。但武汉初期一直是按照有传染性来处置的。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王广发就进入到金银潭医院的ICU，试图对病毒的致病力做出临床判断。最初掌握的病人数约40人，专家组对确诊病例中的重症患者的影像学特征进行分析，观察到病毒性肺炎的表征，这与感染SARS及禽流感后特征类似，而从比例来看，SARS的重症比例为30％，当时新冠重症比例则在10％左右。
“根据这40多例感染病例，判断疫情的规模及性质，需要谨慎的科学态度。” 王广发说。
2020年1月10日，也就是王广发接受媒体采访的当天，在国家卫健委的安排下，王广发与其他成员来到了发热门诊。之后几天，在收集到武汉多家医院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次数据后，专家组开始意识到，原先对疫情规模的了解存在盲区，疫情风险和防控策略亟须重新评估。
“有的医院报告出来说肺炎比例比去年同期高了17%。”王广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另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是王广发根据泰国对中国入境的旅客进行筛查的结果得出的。
“我当时留意了泰国的筛查结果：1万多个入境人员当中就能筛出一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王广发说，“可能存在不少没被发现的患者，存在人传人风险。”
2020年1月16日回京后，王广发自己出现了发热症状，根据后续出现的聚集性病例，王广发认为，疫情的判断已经越来越清晰：“这时候新冠人传人的特征已经很明显了，国家反应也很迅速，17号左右就派各地督导组往武汉派遣更高级别专家组。我们也通过相关渠道提出了武汉封城的建议。这不是因为我们前期判断上的失误，而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已经不一样了。”在之后的反思中他也提到，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还有较大完善空间，而最关键的是“在疫情上不能捂盖子，要实事求是”。
2020年1月23日，王广发已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正处于隔离治疗阶段，此时武汉传来封城消息。王广发认为这是举国体制下，在当时最小化新冠带来直接风险的必要手段。
对于网友的质疑，王广发曾公开表示“大家求同存异，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在他看来，立场、知识背景和所接收的信息不同，对疫情风险认知和防控应对方式的判断也会有所差异。社会个体的观感可能偏向主观，这就需要专家用准确的信息进行舆论引导，避免社会恐慌情绪并掌握必要的防护知识，以让社会固有的预警机制发挥效用。
此次之后，王广发接受媒体公开采访的次数少了，但作为“北大呼吸发哥”在社交媒体上科普和沟通疫情防控及救治进展的频次却大大增加。
直到去年年底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王广发选择回归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权威专家的身份，通过媒体平台呼吁各界关注感染潮下的重症救治压力。
去年12月初，在接受医学界采访时，王广发率先向公众提出风险预判：接下来的一两周内，北京会迎来重症高峰，因此各医疗机构应该早做准备，尽可能多地扩充重症床位。
一边忙着本院的重症救治筹备工作，一边继续通过媒体发声，他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网友关切的步伐也没停下。从感染新冠后的高龄老人是否需要抗病毒治疗，到病人出现低氧表现如何进行卧位治疗，到出现黄痰是否需要吃抗生素……他都回答得事无巨细。
就在与第一财经对话的那个地下RICU（呼吸重症监护病房），王广发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过年前夕，待了一个多月，直至今年春节前“二阳”。
1月7日，王广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明天是1月8日，新冠病毒感染将转为‘乙类乙管’，疫情防控从法律上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巧合的是，3年前，也是1月8日，我搭上了飞往武汉的飞机，开启了自己的抗疫之路。更为巧合的是，这是2020年首次出行，酒店的房间也是2020。”
“虽然还有不少的重患等待救治，但毕竟已看到了曙光。”王广发记录道。
SARS改变了什么
面对新冠，王广发的实干能力更早练就于SARS疫情期间。
此后在2003年到2019年的漫长时光中，王广发“也没少应对呼吸道传染病”。
“这些年，呼吸道传染病从未走远，它们的时有发生，实实在在地锤炼着我国的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像是病毒检测能力提升、疾控部门监测体系完善、基层发热门诊建立，公立医院EMCO（体外膜肺氧合）等设备的配置使用等，如果没有这些未雨绸缪和多年间的小型‘试练’，新冠可能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更大损害。”王广发说。
北京是王广发“实战”开始的地方。2002年年底，SARS病例起初在广州佛山被发现，并在2003年2月蔓延至省会广州。最初，SARS的严重性如何，业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当时的王广发也只是从新闻媒体中听到南方地区出现了“肺炎”。
20年后对记者回忆那段经历时，王广发庆幸自己当时保持着一定的警觉度。2003年3月中旬，北京的一家医院请王广发前往会诊，会诊时病人病情已经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而该院也有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被感染。
“那时候，第一反应是北京可能也有广东的那种肺炎（SARS）了。”王广发说。
念头一起，王广发果断同会诊的医生表示，这个病人不能转一般院，很有可能是传染病，要赶紧联系疾控部门；在回到北大一院后，当时担任呼吸内科副主任并主持呼吸科工作的他，又对本院的住院患者和医护进行了快速排查，排除结果显示：一个护士也出现了肺炎。等到全院排查结束，北大一院一共发现了10例疑似SARS感染者。
如何收治病人？按照正常流程，应该送至传染病医院，但当时转院非常困难。王广发做了一下判断：当时，北京市报告SARS确诊病例30多例，但仅北大一院就排查出了10多例，如果按照当时北京10家三级甲等医院估算，仅这些医院就可能已有超过100多例患者。
“数字不对，北京疫情肯定被低估了。”王广发表示。
北大一院当时的领导也认可了王广发的预判，迅速在院内成立了SARS专家组，王广发担任组长。医院果断启动了“隔离”策略，将原本准备拆除的旧外科楼改建为SARS住院区。人员方面，几乎全院的力量都投入进来，其中一部分呼吸科的专家还派往他院进行支援。
王广发“赌”对了——从历史比较看，SARS更具有发病急、传播快、病死率高、影响大的特点。聚焦到北京，疫情规模亦呈快速发展之势。
但二十年后再看，王广发反思称，SARS疫情在起初发现和控制上，存在诸多不足。
这些不足包括：诊断手段很有限，几乎完全依靠病人的流行病史和临床表现判断。当医生经验不足或病情初期临床表现不明显时，很容易出现诊断的延误或误诊；医疗体系之外，疾控系统从体系、技术、能力到意识上也没有做好准备；此外，由于公众对未知病毒突然进入到人类社会的恐慌，同时防控政策最初没能完全做到“谨慎又恰到好处”，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防控政策的收紧存在不理解。
如果是放在当下，王广发认为，人际传播能力小于新冠的SARS，其疫情规模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单从技术发展来看，在新冠疫情期间，确定病毒基因组仅花了约两周的时间，这非常迅速。此外，试剂盒也很快生产出来并投入使用，这些手段对于传染病控制都非常有利。
中疾控相关研究人员近期发布了一项量化评估结果：近年来，各省级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暴发疫情监测管理得分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其中，2015~2016年前述指标分别相较于2010~2011年度提高67.03％。同时，自2009年以来，网络实验室的能力大幅提升。2016年，几乎100％的网络实验室都可以进行PCR检测，近80％的标本可以进行病毒分离。
该研究认为，近年甲型H7N9、H10N8和H5N6等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早期发现，也证明了我国流感监测网络发现新型流感病毒敏感性和能力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种发现新病毒的能力也必将为今后其他新发突发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现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体系完善之外，社会各界对传染病的风险防范意识也在提高。王广发认为，在经历SARS后，各地政府越来越重视聚集性疫情的监测，同时也更加倚重专家的力量。这些年，他随专家组去往很多个城市，目的是对当地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风险程度进行评估。
“我记得有个地方山清水秀，没有什么地方病和传染病史，结果突然出现了5例病人，有2例48小时之内就死亡了，有非常明确的传染链。我是第四批前往的专家，当时政府希望我们去排查是不是SARS感染，但我们从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角度给予明确的否定结论。后来根据多数病人的白细胞值偏高、肺炎难治等临床表现，提出很可能是鼠疫，最后根据病原学检查确认为鼠疫，并加以控制。”王广发说。
危重症救治能力仍待加强
从SARS到新冠，让王广发最自豪的事有两件：一是在应对SARS时，北大一院建立了全市第一个SARS专门的重症呼吸重症监护室，配备了十几台呼吸机，并由呼吸科、心血管科等危重症救治能力较强的医生和护士组成综合救治团队，开展重症救治工作。最终，380多例在北大一院救治的患者，总病死率在百分之三点几，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相当低的水平。
二是在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北京新冠重症救治高峰期间，那个经历SARS洗礼的北大一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呼吸监护室经过多年发展，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这是可以集成应用现代医学救治技术的地方。”在王广发看来，不同于呼吸系统慢病或轻症患者，重症病人不能等。但总体来看，即使是三级医院，也有不少尚未成立RICU，即便是成立RICU的医院，或因预算配额不足，或因医院总床位数限制，在此次应对新冠的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床位和设备不足的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广发带来了一份“关于后疫情时代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的提案，其中指出了3年的新冠感染疫情应对中，暴露出“危重症总床位数严重不足”的短板和弱项。
王广发认为，目前，我国的危重症床位总数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但根据新修订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2021），并未对危重症床位比重提出硬性要求。而我国医院建设标准过低，则导致可扩展危重症床位无法完全满足危重症的集中收治。
对于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王广发认为：“一方面，中央和地方财政应保证传染病医院充足的运营资金，包括硬件维护、部分人员费用及传染病应急救治资金。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传染病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
在他看来，随着老龄化加深，有呼吸系统重症倾向的患者数可能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即便单就冠状病毒而言，不同于逐渐消失的SARS，新冠病毒大概率会长期存在，而其致病力如何演变仍未可知，更毋宁说，今后仍有其他未知冠状病毒入袭的可能。
“既要有‘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乐观，也要做好居安思危的准备。”王广发认为，从SARS时期的纱布口罩到新冠时期的N95口罩，再到如今后新冠时代摘下口罩，防护的工具变薄了，但“呼吸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而，“北大呼吸发哥”会继续活跃在业界、学界和社交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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