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既要又要”：既要商业繁荣，又要加强监管

几度相思成灰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秦国对商业进行了制度性歧视，要杜绝民间商业，消灭商人阶层。最终，全国务农、全民种地，这样才便于管控。
小炒一直也这么认为，直到最近读了刘三解编撰的《秦砖》，才知道，秦国是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国家。
秦国一直想的，不是让商业消失，而是驯服商业。
1
商业活跃
秦国见于史册的大商人，除了吕不韦外，还有《史记·货殖列传》里的乌氏倮和巴寡妇清。
乌氏倮在养了大量牛羊，然后将牛羊换成奇珍异宝，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富商。秦始皇闻讯后，给他“封君”一样的待遇，可以和朝臣一起朝觐皇帝。
巴蜀地区有个寡妇叫清，靠经营朱砂矿成为富甲一方的女企业家，秦始皇以上宾之礼待她，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
乌氏倮和巴寡妇清并非官宦家庭，他们的名垂青史和崇高政治地位，不仅说明秦国的商业并非万籁俱寂，而且是秦国政府没有消灭商人的极佳证据。

嬴政亲政时，下达了“逐客令”，驱逐来到秦国的六国人士，李斯上书著名的《谏逐客书》：
“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意思是说，秦国有这么多好东西，但都不是秦国生产的，如果把六国人士都赶走了，那以后秦国就再也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了。
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入秦国的呢？只可能是商业贸易啊。李斯的这段话，已经从侧面证实了秦国的商业活跃。

在后世挖掘出来的秦简中，有一种叫《日书》的文书，专门记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日书》中，出现了大量的“货”“材”“资货”这样的商品词汇，还有专门章节详细记载买卖奴隶、牲畜、蚕的良辰吉日。
这些历史文献清晰地表明，在秦国，商品买卖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且，秦人毫不掩饰对金钱的渴望。在《生子》中对后人的期待，“辛巳生子，吉而富”、“庚寅生子，男好衣佩而贵”、“乙未生子，有疾，少孤，后富”，还有“好女子”“好家事”“好乐”，可见秦人并非只追求爵位和田宅，对财富和享乐的追求也很热烈。
甚至《日书》还记载，有人做恶梦醒来后，祈祷的话都是跟货币、商品相关的财富。
秦人的这种求富的价值观，如果不是在商业活跃的背景下，恐怕是不可能的。

《日书》还有一个关于秦国商业的关键记载：
“庚寅生子，女为贾。”
庚寅日生孩子，如果是女孩，最好去经商。这就说明，商人非家族世袭，普罗大众都可以去经商，没有“成分”限制。
正是商人的广泛和商业的活跃，后世挖掘出的睡虎地秦简记载了不少商业纠纷的案例。
刘三解在《秦砖》就说，从文献记载看，真实的秦国，从来没有沿着法家那套“重农”“务本”的简单逻辑行进过，而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
对此，厦门大学历史教授施伟清的《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商品经济》就下了结论：
“不宜把秦国抑商政策的作用过高估计……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至战国末年开始成为商人云集、商业活动十分发达的地区，这应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
秦国特色
很多人认为秦国制度性消灭商人，其主要依据是《史记·商君列传》的这句话：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按照一般解释，“事末利”的商人要被收为奴隶，等于是消灭商人。这句话的正确解释是，经商失败而致贫的人，可以收为奴隶。
这就等于为商业发展留下了不小的空间。如果经商能养家，还缴纳税赋，那商人自然是可以得到一定发展的。
还有人认为，秦国搞严格的人身控制，“什伍告奸”“编户齐民”，任何人的长途出行，都必须得到官府批准，人都动不了，还怎么经商？
秦人想出远门，必须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找到里正（相当于村长）和亭长（相当于派出所所长），一起给你开介绍信，上面注明你要去哪里，做什么事，然后你才能出门。如果没有介绍信，就没法住店，被人告发就会死得很惨。
但是，
如果只是当天来回的短途出行，秦人并不受到什么特殊限制。
所以，秦国的商业，主要就是以
乡镇集市为核心的短途贸易。在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前提下，以县为单位，构建乡镇区域小市场，所有编户齐民的良民，都可以去进行市场交易。
秦始皇就规定，在一般的县城里，都会设置一个市亭，专门供人们去买卖交易。
这就是《日出》所记载的秦人日常交易活跃的图景。
那么，长途贸易是不是就绝迹了？当然不是，只不过不是秦人来做，只能由六国“
外商”来完成。这些“外商”，在秦国畅通无阻，不在秦法约束之下，自然能互通有无。
堪称古代版的超国民待遇。

如果把秦国的商业比喻成一个躯体，那么毛细血管是秦人自己，但大动脉是外商。
也就是说，商业利益的大头以及政策优待，都给了外商。
因此，在秦国，那些往来于秦国交通要道的商人，基本都是来自六国的外商。现在我们就能明白，秦始皇一怒之下驱逐六国人士，李斯便赶紧上书《谏逐客书》，阻止秦王的不理智做法，理由都是这样做不利于商业贸易。
没有了六国“外商”，秦国的商业就运转不起来。
3
管起来
商业是不可能禁止的，不仅仅是老百姓需要，达官显贵也需要，国家运转更加离不开。
在商鞅主持变法的20多年中，秦国一直是以物易物，但他死后才3年，秦国就开始铸币，由此可见，秦国根本就不可能完全离开商业。
秦国抑商，是出于另一种角度考虑。秦制政权的核心是增加对民众的管控，以最大程度地汲取民力。但商人四海为家，自食其力，追求自由，先天性反抗管制，他们既有能力也有意愿脱离政府的控制，因此，
商鞅变法出于对商人体制破坏力的恐惧，对商人进行群体性的抑制。

正是这种“纠结”，才导致秦国出现上述的情形：政策上明明抑商，但商业还是很活跃；商人有钱，但无法进入体制内，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
既为我所用，又防止秦国商人对体制的冲击。
所以，祝中熹在《秦国商业及货币形态析述》中指出：
“细审《商君书》诸篇，有些主张目的在于抑制商人势力的膨胀，但均未超越危及商业生存的底线。”
这种经济上的离不开、政治上的合不来，最终促使秦国商业只有一个可能：
控制在政府手里。
俗称戴着镣铐跳舞。
既要马儿跑，又不想马儿吃草。

在集市贸易里，据睡虎地秦简中的《金布律》规定，即时买卖、明码标价，商品都要以柳木签标名价格，没有什么讨价还价。而且还规定，交易中，顾客给与的钱币，不管好坏，一律都得收下，不准挑拣。除了这些，在交易完后，商贩还得给顾客出一份交易证明。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是为顾客着想，实际上是限制本国商人的自由交易：一切交易留痕、交易流程清晰可见可控、交易价格不可擅自提高。
商人所做的一切，政府都了如指掌。
对于秦人的交易物品，粮食、食盐、山川园池等战略性物资和生产原料，完全由政府控制，一分一毫也不会流向商人。
对于交易场所，政府有明确规定，会画出不同区域供不同行业集中管理，在这些单独规划的“市（商业区）”里，整齐划一地排列着各种商铺。商业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秦国政府，商铺的转让价格也由政府规定。
正是在这种严控的情况下，
秦国有商业无商人，商业分布广泛，是秦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将商业作为“锦上添花”的生活辅助手段，只有极少人会把商业作为谋生手段。
因此，秦国的商业活动，基本上不可能破坏当地的经济秩序，更不会影响社会秩序。

如果有些“漏网之鱼”依然经商致富，秦国政府必然会收编他们。文章开头所说的乌氏倮和巴寡妇清，就是明证。
至于那些六国“外商”，秦国法律并不适用他们，他们在秦国享有跟六国差不多的商业自由，但是，他们要想一直在秦国经商，必须重金贿赂秦国官员。
很简单，在秦国，政府控制一切，秦国虽然无法控制六国“外商”的人身自由，但能够决定这些“外商”在秦国做多大业务。由于这些“外商”基本上不会留在秦国，他们赚了钱，对秦国本土的体制冲击是较小的，自然他们与秦国官员各取所需。
归根结底，秦国政府的利益手段是管控和垄断，服务于这种政府垄断利益、不威胁政府权力的商业行为自然会受到鼓励，但哪怕有一丝威胁体制的可能性，都必然受到打击。这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根本的政治问题。
4
商业的不相容
秦国抑商不禁商，商鞅出台了很多抑制商业的措施，比如重税、限制商业范围、以商业为“末业”，但绝对没有明确说禁止商业。人不能战胜规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束缚”下，秦国无法离开商业，秦国商业依然顽强发展起来。
很多人认为，秦国抑商是因为商人逐利，低买高卖，有损农业，这是“睁眼说瞎话”，商业与农业相辅相成，商业的发展对农业是利大于弊，农民也将从商业发展中获利。
秦国抑商的根本原因在于，
商业与秦制天然不相容。
商业渴求自由交换，商人自食其力，与秦制追求的管控和汲取是水火不容。商业的经济爆发力与由此衍生的政治诉求，与其说秦国抑制和歧视商业，倒不如说秦国政府害怕商业的体制破坏力。

然而商业作为一种高层次的交换手段，能够决定一个政府和城市的贫富。商业是古代政府一个丰厚可靠的收入来源，统治者抑制商业而非消灭商业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害怕商业的政治影响，却又离不开商业的收入。
商业，就是口里的蜜糖，腹里的砒霜。统治者们把它小心含在嘴里，不敢下咽，却又不忍吐掉。
因此，商鞅变法为了防止商业渗透政治，可谓费尽心思，除了上述所讲的限制和管控商业发展，还严格禁止商人势力的渗透。
首先，颁发“ 私相贺礼令”，禁止任何人向朝廷官员送礼，那么，从古至今，向官员送礼的都是什么人呢？主要就是商人。这就从源头上掐断商业的经济渗透。所以，在后世挖掘出土的《秦律》中，记载了秦国的各种案例，但就是没有商人贿赂的腐败案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秦国没有贿赂，因为六国人士向秦国官员送礼早就蔚然成风。吕不韦入秦和荆轲刺秦，第一步都是花重金打通秦国的“关节”。
其次，打压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商人从政。商人一直是受社会歧视的，在秦国只有种地和打仗是鼓励的。
最后，防止商人变得富有，用重税和价格管制压缩商人利润，将商人财富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经济实力没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不会有其他想法。
实际上，秦国商人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特殊的，秦国在当时是个例外。不仅六国鼓励商业发展，没有公开歧视商人，而且同时代的印度孔雀王朝、中东安息帝国、欧洲的马其顿和罗马，都没有这样的歧视措施。
既然商业无法禁绝，国家也需要商业存在，那么，对于商业的管控，就成为秦国的“新课题”。就如同一位屌丝逆袭者，想抛弃糟糠之妻，但一想到财产分割只得作罢，最后就想着PUA妻子，既保住财产，又不影响自己在外逍遥。
合不来离不得， 那就
PUA起来。
这是一个全新领域，没人做过，这个“历史性任务”，就落到了秦国肩上。
秦国做得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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