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在列国林立的情况下,士人通过哪些途径实现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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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iggruffbear | 时间: 2022-8-6 23:17:00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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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6 23:17:00|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战国士人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战国时期,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目标是“学而优则仕”,即入仕干政。但是列国还没有形成像后世的察举制、科举制度那样相对统一和规范的用士制度。那么,在列国林立的情况下,人数庞大、流品复杂的士人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向上流动的呢?大体说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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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师。孔子以后,私学派别林立。孔子、墨子、杨朱、鬼谷子、许行及慎到、田骈、邹衍等稷下先生,无不开门受徒。士人往来于列国投师学艺。所谓“学而优则仕”,就鲜明地点出了从师学习和做官之间的联系。
或者说,从师学习是做官的一条确定的途径,这在士人看来可谓心照不宣。美国人类学家沃纳也认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弟子们完成学业后,就可以借老师的声名到列国去做官,即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当然,老师也会积极地运作,促成弟子到各国去做官,以实践自己的治政理想与主张。这一途径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非常普遍。学生投师门下多半是想入仕,老师也有介绍弟子入仕的职责。这种学人集团和上层统治者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派宗师一般也会去列国做官。
上层统治者有向学人集团的老师寻觅人才的可能,而老师对学生的评价也会影响着学生的仕途。老师是介于学生和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桥梁。到战国时期,从师学习仍是很多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路径。
同孔子一样,孟子游说列国期间也有众弟子跟随,这样做既兼顾了教学,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学生在列国国君面前“露脸”、扬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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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说。战国时期,士人“习以游说为事”,钱穆先生就因此而将战国社会名曰“游士社会”,游说不仅是一种社会风尚,同时还是士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李斯曾直接地说,战国乃“布衣驰鹫之时而游说者之秋”自孔子时代起,儒家士人就开始奔波于游说途中,希望得到列国国君的重用。
孔子周游列国长达14年之久,先后到达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以图被重用。如到齐国时,齐景公欲启用孔子,但遭到齐国相晏婴的劝阻而作罢;到卫国时,卫灵公欣赏孔子,但只是将其当作彰显自己美名的工具,始终没有为他安排官职。孔子的才学和贤德虽然受到列国国君的赏识,但却没有得到重用,拓落不遇。
孟子在不惑之年以后,游说梁惠王、梁襄王、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邹穆公、齐宣王、鲁平公等国君。游齐时,更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候,不以泰乎”气可以想见当时的士人通过游说来提高社会地位的盛景。
只可惜,当世之国君认为孟子的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于攻伐战争无益,孟子因此也没有得到重用。到了荀子那里,游说齐、秦、赵而无果,最终也只能屈居楚国兰陵县当了个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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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孟子以至荀子,儒家都是在积极游说,以干世主,推行自己的仁义、仁政、隆礼重法的主张,但由于不合时宜,终究没有通过游说一途获得实权性的官职。相反,游说一途为策士、谋士一类士人打开了飞黄腾达的大门。魏人张仪,向秦国兜售连横策略,秦惠王以之为客卿,瓦解了六国对秦国的制约。
甘茂、范雎、蔡泽也都通过游说一途而位至秦国卿相。战国士人可以直接游说诸侯国君,也可以游说列国重臣。如唐雎曾游说春申君,力图获得一官半职:
唐且见春申君曰:"……不避绝江河,行千余里来,窃慕大君之义,而善君之业。……今君相万乘之楚,御中国之难,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枭棋之所以能为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枭之不如不胜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为天下枭,而令臣等为散乎?”
这一时期,除了齐、楚、燕、赵等大国、强国以外,如宋、卫、中山等小国、弱国也吸引了众多士人前来游说。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小国、弱国为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存,对士人的需求绝不亚于大国、强国。即便辩才杰出如苏秦者,也不免于亲历种种常人难以承受的肉体折磨和心理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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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时势的变化、士人的识见以及君主的眼光和胸襟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通过游说提高个人地位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危险性。尽管如此,游说因其具有直接、快捷的优势,而成为众多士人提高自身地位的主要途径。后世任何一个朝代,士人向上流动的途径都没有战国士人这样直接而热烈。
但是,游士往往靠口舌之巧辩,把黑的说成白的,或把白的说成黑的,极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故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确立和选官制度的逐步完善,曾经盛极一时的游说一途也就销声匿迹了。
(三)引荐与自荐。引荐是士人实现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补充途径。引荐多以文学、道德、军政才能为标准。按举主与被举者之向的关系,引荐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师门弟子之间的互荐。师门弟子之间的互荐是学人集团中老师推荐弟子做官的一种衍生方式,无论是在儒家那里,还是在其他门派,这一方式都非常普遍。如在儒家那里,据《论语•宪问》记载,子路为季氏宰时,曾提携同门子羔为费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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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孔子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柴也愚”,意思是说子羔学业未成,子路就提携他,如此草率的引荐无异于“贼夫人之子”。由此可见,孔子对师门互荐是持严肃谨慎的态度的。战国时期,魏文侯师田子方推荐自己的学生翟璜为官。翟璜又为文侯推荐了几位在战国时期举足轻重的同门,对战国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文侯忧心“西河之守”,翟璜便引荐了曾参弟子吴起;忧心“中山以拔,无使守之”,翟璜引进子夏弟子李悝,后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经济上“尽地力之教”,法律上制定《法经》,最终位至魏国卿相。
在纵横家那里,巧舌如簧的张仪在游秦之前,也曾有过一段到赵国求仕的经历。彼时苏秦已经在赵国站稳了脚跟,张仪拜谒同门苏秦,希望走个捷径,让苏秦能够顾念同门之谊,引荐自己。正如他剖析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以为故人,求益。”
二是通过自己所事奉的官吏的推荐,凭借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得到重用。战国时期,很多士人靠自己所事奉的官吏得到引荐。如商鞅在入秦之前,曾投身在魏相公叔痙门下。期间,公叔痙推荐商鞅担任“中庶子”一职,管理魏国公族子弟的相关事宜。公叔痙临终前,将商鞅荐之于上,并要求魏王“举国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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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孙膑离开魏国后,曾经投身到齐国将军田忌门下。田忌知道孙膑通晓兵法,故“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威王得到孙膑辅翼,大挫魏国。孙膑亦因田忌的引荐,终于名贯天下。
三是开明的贵族或大臣向国君推荐贤士。战国时期,一些开明的贵族或大臣也会不遗余力地向国君推荐贤士。如魏文侯弟魏成子推荐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翟璜向文侯引荐了西门豹、乐羊、屈侯鮒。可以说,魏国的一批贤能之士几乎都是通过相互推荐而引进的。
自荐是一种特殊的推荐方式,其实质是向所服务的对象推销自己的才能。战国时期,士人如云,光芒被掩盖的士人不在少数,而自荐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从而使代内的流动实现质的飞跃。
自荐者还有邹忌。后在齐威王鼓琴之时,邹忌推门而入,以鼓琴论政,结果让齐威王刮目相看,仅3个月间就被拜为齐国相。无论是引荐还是自荐,所依据的标准几乎都是士人自身的道德或才能。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以贤、能荐人以外,战国时期还存在以亲荐人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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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贤。招贤是春秋战国时期一项重要的选官途径。一般由国君面向列国士人公开发布求贤令,然后由国君亲自考察士人的才能,合格或优异之士才能获得进入本国朝堂的机会。
战国中期,各国普遍推行招贤选官途径。在燕国,燕昭王即位后,建黄金台以招天下贤士,一时之间,“士争趋燕”。可以想见,那些出身寒微的士人看到这一求贤令后是多么振奋!此时的商鞅正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看到求贤令后,一脚踏进函谷关,佐助秦孝公开展变法。
商鞅先后被任为左庶长、大良造,封之以“于、商士五邑,号为商君”。如齐国稷下学宫,对士人社会流动的影响长达约一个半世纪。战国时期,列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取胜,四处网罗人才,因此国君招贤蔚然成风。
对士人而言,向上流动的空间大大增加,当时无论是大国、强国还是小国、弱国,纷纷招贤纳士,士人在流动的过程中可选择的空间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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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寄食。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滋生出一种不太体面的流动途径,即寄食。士人中流品较低者,如贩夫走卒之辈、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之流,因晋身无阶,只好乞食于贵族之家,寄身于官宦之门,成为贵族豢养的门客。
战国后期,战国四公子皆有门客三千,平原君客公孙龙就曾说过“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平原)君之右”,秦相吕不韦门下也有三千多宾客,仅他们豢养的士人数量就有惊人之多。这些寄食的士人,非官非吏,无品无位,他们是一批待用之士,充当贵族的智囊或者私人保镖,随时替“主人”处理突发事件。
我们认为,士人之所选择寄食,一个相当现实的原因在于,寄食的门槛非常低,是士人快速找到立身之所、改善生活环境的捷径。当时,贵族养士并不特别苛求士人必须具备过人的才能。平原君出使楚国之时,也仅从自己的上千门客中挑选出19位卓异之士而已,由此可见士人寄食的门槛之低。
寄食的士人大多数是为了混口饭吃,其中也有一些通过此途做到了高官显位。如蔺相如,原本“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后来经由宦者令缪贤的推荐,出使秦国,出色地完成了“完璧归赵”的使命。此后蔺相如受到重用,一步步做到赵国上卿。
结语
在人才资源紧俏的战国时期,士人们尽管选择了寄食这一看似丧失人格独立性和尊严的途径,但是他们对自己所服务的“主子”的德行却有很高的要求,甚至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虽然是寄食于贵族官宦之门,士人们仍然要求得到足够的尊重。贵族官宦之门极尽礼贤下士之能,寄身的食客们从中为自己找回一些尊严和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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