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国维的眼中，小说创作的主体忠实又阅世，创作过程叙事又抒情

拨云见日

王国维现存的专著、论文、书信等，涉及了诗、词、戏曲、小说等多文体的专门研究，有的是系统的理论，有的是证论结合，有的是零星的涉及，这些点滴的汇聚体现王国维极为丰富的文体观。作为一名大学问家，或许他在诗、词、戏曲领域的成就过于突出、光环过于耀眼，以至于学者们忽视了为数不多却也极为宝贵的小说研究。
小说创作主体应当具有“忠实”与“阅世”基本能力素养；小说创作过程中需要兼顾叙事性与抒情性两种倾向；小说创作时应当注重“描写人格”；小说作品中所呈现的“乐天”精神与“悲剧”精神值得探讨。

王国维的小说文体创作主体理论
一 小说创作主体素养论
专门的文学家为文学而创作，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会对自己的创作负责，会始终忠实于文学。
专门的文学家不会因为生活而妥协创作，不会因为名利的诱惑而去忙忙碌碌，他们更多的是初心、热爱与敬畏，将源源不断的热情注入到无限的文学创作之中。
同时，在王国维的非功利纯文学观中，他认为“舖綴的文学”是为了谋求私利，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他反对文学成为任何政治形式的工具或者成为个人追名逐利的手段。他主张文学应该具有自主性，要去除模仿伪造，保留实；要摒弃劝善惩恶等目的，以体现其独立意义和价值为重。
小说家在创作时，既要大到对一切的人、事“忠实”，也要小到对涉及的一草一木“忠实”，总而言之，是对生活的忠实，对小说内容的忠实。那么，如何做到忠实呢？这就需要小说家去阅世。
阅世，也就是说去经历世事。只有真切而又深入的阅世，才能发现材料的丰富和富于变化，这是拘泥于书本或者偏安于一隅所不能满足的。阅世的过程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古今凡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境界”说又有着共通之处。
在生活中忠实地阅遍了人事，积累了材料，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创作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想法和顿悟，也在不经意中，迸发出更多智慧的火花。

二 小说创作的叙事性与抒情性倾向
小说作为叙事文学中的重要代表，它的叙事性自然不可回避，至于抒情性则是外显于人物语言、小说结局，暗含在小说主题、人物塑造等之中的。
“客观之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得要立足于社会现实，取材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要尽可能多的经历与积淀，从而进行叙事创作。“客观之诗人”的阅世是侧重于通过自己的观察，展现社会百态，是“忧世”。“客观之诗人”的创作不是平白无故、毫无由头的。
“主观之诗人”在创作时多为有感而发、灵光乍现，不需要过多经历，也不注重生活百态、社会阅历的经验积累，往往目光所至、心之所向便是笔下的作品，更多的是由作者个人生活所触发的内心情感的表露，是“忧生”。
在“阅世”之后的叙事性创作中，王国维认为小说应该围绕人物展开的，讲述人物的故事。如《红楼梦》中，有贾宝玉、林黛玉等主要人物的故事，也有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琦等次要人物的“生活之欲”“苦痛”的叙写。
如果叙事文学是单纯的平铺直叙、没有艺术的处理，也没共情点的安排，这样的作品未免显得索然无味。当然，小说这一叙事文学也不是仅仅就只有叙事，在叙事过程中，也是涉及抒情性的，只是不像抒情文学作品中的那样直抒胸臆、一目了然。

王国维的小说文体创作描写理论
一小说创作以“描写人格”为主
诗歌、戏曲、小说等存在的“目的”就是在于“描写人生”。文学作品中所要描写的人生，不是“孤立”的生活，而是涉及家族、国家，社会等较大范围的生活。细察王国维的创作经历，可以从他的论著中看到他对创作与生活的思考。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人间词》，他在创作的同时，有着对创作的考量与分析，也有着他对人生的联系与理解。在《人间词》中，他大量使用“人间”一词，较多表述忧虑民生、忧虑世事之言。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也是由于细致地观察人生百态，真切地体味人情冷暖，王国维自己身体力行在创作中做到“描写人生”，所以他认为文学家们特别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小说家更应该做到“描写人生”。
对于小说中的人物，王国维认为尤为重要的是需要讲求“描写人格”，细究人物故事可以发现，关羽之所以义释曹操，是因为此前曹操有恩于自己。关羽念及昔日的恩情于是放了曹操，由此看来，关羽是作家精心塑造的一个重感情讲道义的人物。
王国维所说的“描写人格”的，不是仅仅是人物的个性鲜明，更重要的是人物自身所具备的意志品质。这四个人在面对艰难选择时，都能“不顾一己之利害”，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生发“无限之尊敬”，他们是具有“人格”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践理性”的最为生动诠释。
王国维从叙事文学中的“描写人格”说起，随后上升到了“文学家之责”的高度更是体现了他对戏曲小说中的“人格”的推崇与重视，同时，他也对作品创作提出了较高要求，“描写人格”要兼顾人物的个性、意志品质以及“实践理性”这三个层面。
需要补充一点，王国维既注重作品中人物的“人格”，也看重作家的“人格”。

二 小说创作的悲喜剧类型论
国维看来，秉承中国传统精神的戏曲、小说，往往是以悲剧幵端而以喜剧结尾，从分离开始却以团聚为终结，从贫穷困顿出发最终亨通显达，以此为基本创作规律的戏曲、小说都是欲扬先抑，在开头处让人忧思，却在结局处大多呈现出大圆满、大团圆的收尾令人观之感到欣喜、情感得以慰藉共鸣。王国维先是概述对我国戏曲、小说的总体评皆著“乐天之色彩”
王国维对“乐天”精神进行了补充与拔高，“乐天”精神不是独存于小说之中的，而是贯穿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之中。因为“乐天”精神的缘故，所以会有“诗歌的正义”，会出现一系列好人得到善终、恶人必遭惩罚的作品。
王国维对悲剧的评判主要是以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为基础，在吸收内化后，运用到中国文学研宄之中。他认可叔本华的理论，并且对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多是翻译、汉化后的直接“拿来主义”。
他和叔本华都认为，艺术是让人得以摆脱人生永恒苦痛的难所，而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就应该有“弃绝人生”“放弃生命”的样子，有“厌世解脱”的精神。他以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为标尺，判断作品是否为悲剧，得出《桃花扇》和《红楼梦》等是为数不多的悲剧。这样的判断虽有一定的依据，但是有着过于浓烈的主观色彩和个性色彩，未免显得有失偏颇，让悲喜剧的判定有失公允。
值得关注的是，王国维在这里突出的“悲剧之性质”，无关结局、时代、所处境遇，而是取决于“主人翁之意志”，是由主人翁自身所具备的精祌气节、意志品质所左右，主人翁内在的悲才构成作品真正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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